程曉容：誰投出了兩會的第一張反對票

兩會代表都是「舉手機器」嗎？在中共兩會的歷史上，誰投出了第一張反對票？

1988年3月29日，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台灣代表團的黃順興以「我反對」語驚四座。當時，黃順興所反對的，是周谷城繼續擔任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順興在麥克風前說出了理由：「主任委員周谷城先生學問很高，我非常欽佩，但他89歲了，這麼大歲數的人，不應該再辛勞他了。難道就沒有年輕人為國家做事？」

黃順興的質疑未能影響周谷城當選，但是卻影響到最後投票的結果：11人反對，61人棄權，打破了一致通過的慣例。這是全國人大自1954年召開首次會議以來，第一次遭遇反對之聲。

黃順興先生於1985年從美國到大陸，後定居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顧問，當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這名台灣代表，在兩會上的表現很不平凡。

據報道，1989年3月，在全國人代會上，針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授權法案（授予深圳立法權，而廣東省還沒有）明顯違憲，黃順興再次開炮。他的表態被認為是兩會的空前「出格」的舉動。在黃順興的帶頭下，此提案遭到了多省代表團的反對，反對和棄權票多達1079票，佔當年人大代表人數的36%。

1990年，黃順興發起成立「中國環境保護促進會」，但被國家環保局拒絕。

1992年，在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審議三峽工程議案時，黃順興在台灣代表團發言反對。他還向中外新聞界散發動議材料，提出對此重大議案應審慎處理。4月3日，在會議即將表決前，黃順興要求發言未被允許，他當場退席。第二年，黃順興辭去了全國人大常委一職。

黃順興投出第一張反對票，是在30年前。今天，兩會特色依舊。代表們的個性及真實內心難以得見。出現在鏡頭前的，多是尷尬的偽裝。面對記者提問，許多代表「非常激動地」表示：「堅決擁護」。對於敏感話題，不少人閃爍其詞，或以「抱歉」搪塞。更有甚者，睜眼說瞎話，扯謊且自信。如此代表，在替誰發聲？

中共的所謂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只有集中。而「集中」出來的，都是維護中共統治的政策法規，與保障人民和國家利益的出發點背道而馳。

兩會代表，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也不受人民監督，因此，是否真正地為民服務，取決於代表個人。另一方面，由於黨的嚴密控制，若想為百姓辦實事，不僅需有對上層說「不」的勇氣，還得做好丟官、挨整的準備，最後可能連「回家賣紅薯」的灑脫都會失去。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申紀蘭這類「聽黨的話」、從來不投反對票的代表，並不奇怪。

回顧黃順興所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帶動下，一些代表投出了反對或棄權票。這充分說明，並不是所有人，都甘心做「應聲蟲」。黃順興的勇氣，勢必激起了同場代表的內心波瀾，促使有些人也站了出來，共同打破慣例，或者，沒有去按那個表決器。

當然，由於中共的專權鐵腕，那些不求私利的官員，不被體制所容，難有建樹。歷史和現實在反覆地印證：中共與良知為敵，懲善揚惡。因此，只有拋棄中共，建立以民為本的國家機制，擺脫暴力、恐怖和謊言，人民代表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代表大會也才能發揮效力，呈現良性、積極的磋商、探討和制約。

媒體重提黃順興的兩會往事，全國人大代表及各級體制內官員，都應當深刻反思。在全球去共化的浪潮下，在三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之際，在大陸亂象叢生、四面危機之時，還要繼續做一個淡漠良知的「表決機器」嗎？還要盲目地跟「黨」走、直到走向深淵嗎？

事實上，最徹底的反對票，應該投給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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