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都是「舉手機器」嗎?在中共兩會的歷史上,誰投出了第一張反對票?
第一張反對票
1988年3月29日,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台灣代表團的黃順興以「我反對」語驚四座。當時,黃順興所反對的,是周谷城繼續擔任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順興在麥克風前說出了理由:「主任委員周谷城先生學問很高,我非常欽佩,但他89歲了,這麼大歲數的人,不應該再辛勞他了。難道就沒有年輕人為國家做事?」
黃順興的質疑未能影響周谷城當選,但是卻影響到最後投票的結果:11人反對,61人棄權,打破了一致通過的慣例。這是全國人大自1954年召開首次會議以來,第一次遭遇反對之聲。
黃順興先生於1985年從美國到大陸,後定居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顧問,當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這名台灣代表,在兩會上的表現很不平凡。
據報道,1989年3月,在全國人代會上,針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授權法案(授予深圳立法權,而廣東省還沒有)明顯違憲,黃順興再次開炮。他的表態被認為是兩會的空前「出格」的舉動。在黃順興的帶頭下,此提案遭到了多省代表團的反對,反對和棄權票多達1079票,佔當年人大代表人數的36%。
1990年,黃順興發起成立「中國環境保護促進會」,但被國家環保局拒絕。
1992年,在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審議三峽工程議案時,黃順興在台灣代表團發言反對。他還向中外新聞界散發動議材料,提出對此重大議案應審慎處理。4月3日,在會議即將表決前,黃順興要求發言未被允許,他當場退席。第二年,黃順興辭去了全國人大常委一職。
反對與棄權票的背後
黃順興投出第一張反對票,是在30年前。今天,兩會特色依舊。代表們的個性及真實內心難以得見。出現在鏡頭前的,多是尷尬的偽裝。面對記者提問,許多代表「非常激動地」表示:「堅決擁護」。對於敏感話題,不少人閃爍其詞,或以「抱歉」搪塞。更有甚者,睜眼說瞎話,扯謊且自信。如此代表,在替誰發聲?
中共的所謂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只有集中。而「集中」出來的,都是維護中共統治的政策法規,與保障人民和國家利益的出發點背道而馳。
兩會代表,並非由民主選舉產生,也不受人民監督,因此,是否真正地為民服務,取決於代表個人。另一方面,由於黨的嚴密控制,若想為百姓辦實事,不僅需有對上層說「不」的勇氣,還得做好丟官、挨整的準備,最後可能連「回家賣紅薯」的灑脫都會失去。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申紀蘭這類「聽黨的話」、從來不投反對票的代表,並不奇怪。
回顧黃順興所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帶動下,一些代表投出了反對或棄權票。這充分說明,並不是所有人,都甘心做「應聲蟲」。黃順興的勇氣,勢必激起了同場代表的內心波瀾,促使有些人也站了出來,共同打破慣例,或者,沒有去按那個表決器。
當然,由於中共的專權鐵腕,那些不求私利的官員,不被體制所容,難有建樹。歷史和現實在反覆地印證:中共與良知為敵,懲善揚惡。因此,只有拋棄中共,建立以民為本的國家機制,擺脫暴力、恐怖和謊言,人民代表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代表大會也才能發揮效力,呈現良性、積極的磋商、探討和制約。
媒體重提黃順興的兩會往事,全國人大代表及各級體制內官員,都應當深刻反思。在全球去共化的浪潮下,在三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之際,在大陸亂象叢生、四面危機之時,還要繼續做一個淡漠良知的「表決機器」嗎?還要盲目地跟「黨」走、直到走向深淵嗎?
事實上,最徹底的反對票,應該投給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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