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早期音樂看文化繁盛歷史——周光蓁談《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下）

當年的百花齊放對現在是值得思考的。當我們的條件這麼好的時候反而就比較單一？因為很多都是從上而下的：靠政府批錢，靠康文署安排場地。但是，當政府不是作為一個主辦者而由民間自己去做的時候，如何呢？

——周光蓁

樂手以前的開心日子

生於Carpio家族的實力派歌手杜麗莎，其父早年是香港出名的「鼓王」。周教授訪問了這個音樂世家的另一位菲律賓音樂人、杜麗莎的叔父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這個戰前遊走於上海與香港之間，演奏古典及輕音樂的主音結他手、樂隊領班及音樂總監。日佔時期，東尼又與一眾落難的國際樂手留港演奏交響樂等，可謂經歷了香港音樂轉型的幾個階段。

訪問中，東尼提到1958年時值18歲的他入行後在香港夜總會演出時受歡迎的快樂情景，那時人們邊吃、邊聽歌，並出來跳舞。他說：「我感到很受尊重……尤其是華人，對音樂十分內行。」

周教授還興奮地表示，東尼的口述令他大開眼界：那時的夜總會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樂隊保持著90年代卡拉OK洗禮前的原本樣貌，各駐場樂師會專門訂造西服制服，「端正的儀容，頗有戰前摩登上海以至歐美爵士大樂隊的專業形態。」東尼說：「那個時候客人表示讚賞不光是鼓掌，而是來到舞池跳舞。一首歌沒人跟著跳舞，那就等於我們演得不好，我們會馬上改演其它類型的歌。」

東尼並在口述篇的最後說：「現在香港個別餐廳、會所也有現場音樂演奏，但都是小型爵士樂隊組合，以前20人或以上爵士大樂隊的時代已經不復返，更遑論附有舞池供客人跳舞。說真的，以前的日子，大家可真開心啊！」

菲律賓音樂人、杜麗莎的叔父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戰前遊走於上海與香港之間，演奏古典及輕音樂的主音結他手、樂隊領班及音樂總監。（翻攝自《香》書）

音樂曾經百花齊放

1933年清拆的舊大會堂（現滙豐銀行總部及部份中銀原址）是1869年民間籌款建立的大會堂。那時的音樂堪稱「百花齊放」，除了上流社會殿堂級音樂外，1930年成立的民間「音樂社」則在戰前和戰後活躍於民間，並上電台演出，直到1957年才慢慢消散。

尤其是1937-38年，抗戰開始，出現了很多有組織或無組織的「歌詠運動」，黎小田的父親黎草田就是當時的愛國活躍份子，在中環半山的YMCA（基督教青年會）舉行華人音樂表演及籌款活動。周教授說，30年代香港音樂百花齊放，還體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樂團，並有功能籌款活動。

在百花齊放的表演形式中，周教授著墨不少在「璇宮」的描述和記載。他說，50年代時費明儀主要在學校和教會等地演出，而當1956年她第一次進入北角璇宮戲院（現皇都戲院）演出時，她覺得那一刻是她的職業生涯的開始。因此要清拆戲院時，她在病床上呼籲「不要拆」！

璇宮是1951年有「娛樂鉅子」之稱的俄羅斯猶太裔藝術經理人歐德禮（Harry Odell）斥資興建的。歐德禮「以商養文（文化節目包括古典樂、芭蕾舞等），也將香港寫進國際音樂藝術版圖，為10年後大會堂開幕積累軟件經驗，例如演出贊助、宣傳、購票、培養聽眾等，歐德禮幾乎隻手改寫香港演藝發展歷程，功不可沒。」

周教授說，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一分錢都不給，歐德禮「以商養文」，用播電影賺來的錢去從事他鍾意的古典音樂活動，並邀請極之大名的人來香港演出，「講你都不信，世界上最顯赫的一級音樂家都在那裏演出，英國鼎鼎大名的鋼琴家所羅門（Solomon），20世紀頂級英國作曲家之一的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及其男高音拍檔皮亞士（Peter Pears）。」他說，口述歷史中的幾位亦是通過歐德禮請來，從此踏上音樂路的，如何承天、蕭炯柱、盧景文及沈鑒治。

政府由不干預到主導

藝術發展局前局長陳達文在為《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書寫的序中稱，30年代港英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態度是「積極不干預」，即政府不給錢。

提到早年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周教授笑言：政府卻是「積極參與」，那時的港督夫人或幕僚都積極參與表演，甚至讓出港督府來做表演場地，可見政府無錢「干預」，卻有興「參與」的鑑賞力和文化素養。

從30年代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到1954年開始的政府主導，周教授認為，「當年的百花齊放對現在是值得思考的。當我們的條件這麼好的時候反而就比較單一？因為很多都是從上而下的：靠政府批錢，靠康文署安排場地。但是，當政府不是作為一個主辦者而由民間自己去做的時候，如何呢？」

他認為現在很難跟過去比較，因為當政府主導時，整個模式就定型下來。而當公帑牽扯在內的時候，就要跟隨政府的許多規定。如果民間自己搞，不牽扯公帑問題或有自由自己做，也確有民間樂團的表演好過政府主導的。但周教授認為，「藝術的東西你要看台上演出的是甚麼，不理是民間或者政府搞，你要看出來的效果，同誰主辦我覺得無直接關係，他有這個料就這麼個料了。」

輸在起跑線樂在終點

周教授說，從10個口述歷史者中，有一個有趣的調查比例。10個之中有6個在香港出世，4個不是，6：4的比例。至於家人是不是音樂家，就5：5。是不是自由選擇學音樂，就9：1，9個是自由的，1個不是自由的，那就是從小叛逆父意的黎小田。他說，「整個過程觸目驚心，令你聽到都打冷戰」。黎小田做童星時，父親曾經在片場搶下他彈的結他摔在地上並用腳踩，對一個弱小心靈的傷害可想而知。最終，他16歲離家去英國後選擇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路。

黎小田不理會父親反對，堅決走音樂路。他做童星時，父親曾在片場搶下他的結他摔在地上並用腳踩。他16歲去英國後選擇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路。

周教授說盧景文是「輸在起跑線，而且輸到盡」的一個案例。1937年出世的盧景文12歲（1949年）入男拔萃書院時，一個英文字都不會，降兩個班才入到學，而且英文差到甚至被老師摑一巴。6年後（1954年）他居然可以在中英樂團吹圓號，一個19、20歲的男仔，既是校隊最Top的守門員，還是跳水運動員，負責戲劇佈景，而且從1956年開始寫報紙專欄，並在《南華早報》開了一個四格的卡通專欄，將自己喜愛足球和音樂的樣子畫出來。周教授感觸表示，這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成功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