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常有人提起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音樂潮流，並稱之為「懷舊」或「集體回憶」，而那些音樂和影視藝術是基於甚麼基礎上產生的？之前那個大時代背景下香港音樂的樣貌如何……則鮮有人提起。音樂史學家周光蓁教授所著的新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較完整記錄了30至50年代日佔、世界大戰、國共內戰及戰後那個大時代時期，香港無邊界，以及政權更替前後的香港音樂發展歷史。極具史學及音樂發展參考價值。
「將來我們這批人不在時，你要問也問不了。這些歷史是不可以沒有的，不可以沒有的。」──這是女高音歌唱家費明儀女士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周光蓁教授訪問時，病塌上所講的終前寄語。
重現當年的文化風貌
在費明儀老師生前的倡議和推動下，香港音樂史學家、資深樂評人、音樂專欄作家周光蓁教授歷時兩年著作25萬字新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書中收錄了10位香港音樂界及政界名人的口述歷史，包括Uncle Ray郭利民、林樂培、沈鑒治、費明儀、盧景文、何承天、Tony Carpio東尼·卡比奧、蕭炯柱、黎小田及羅乃新，他們於二戰前後（1930s-1950s）與音樂結緣的過程。
除他們的口述歷史、個別人的回憶外，周教授還棄用第二手資料，直接查詢了五、六千條中英文舊報紙內容，最後梳理整合那些碎片化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1月至1959年12月的按年大事記，都一一詳細記錄下來。書中配以珍貴的當年人物照片，還有罕見的舊收據、舊合同，甚至是報紙上登載的名音樂家招生的分類廣告，都一一收納書中……較完整地勾畫出那個大時代背景下香港上流社會的文化生活樣貌。極具史學研究及音樂發展參照價值。唯一遺憾的是，因粵劇題材太大而無法收納其中。
周教授感觸表示，這段歷史需要「搶救」！現出版的書中人物已經同當初擬定時有些不同，因在著書的兩年期間，有人不幸過身，包括倡議者費明儀老師，都在親筆修改了按年大事記之後離世。另有現存者因年事已高難以訪問或遭婉拒。因此，能夠及時訪問到那個時代的親歷者見證者，寥寥無幾的幾位音樂家，並令此書得以問世，可以說是天佑其成。
因此，自稱「學院派」的周光蓁直言：「我有一個天真的想法，想將學院的東西拿到民間，做一個普及讀物。我希望除了廣大的愛樂者或者對香港早期（音樂）歷史有興趣的人之外，希望也可以成為音樂學者做參考的一本工具書。」他說，大事記「原汁原味」，具參考價值。
他並揚言：「我想通過這個機遇，重寫1930年到1959年那段歷史，通過音樂作為一個題材，看當時的文化風貌是怎樣的。因為我不滿意現在的人對當時香港的認知。現在大部份人對香港的認知受現在的形式局限，甚麼都『政治』，甚麼都『殖民地』。香港是不是『殖民地文化』呢？」他用1941年日軍棄用英國東西的講法鄭重否認了「香港是殖民地文化」的標籤。
海上音樂絲綢之路
在《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書中，幾乎每一位口述者所講出的內容，都有令周光蓁教授驚喜的地方，他甚至常常驚呼：「原來是這樣的！」他幾次眼濕濕說：「只可惜這句話我不能對費明儀老師講！」
他說，30到50年代的那段歷史亦是無邊界歷史。當時香港無邊界，南來北往暢通自由，60年代漸有了自己的邊界，直到70年代才成為一個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
當今時今日人們大談「一帶一路」時，周教授卻稱他追溯到19世紀初，發現香港是一條真正的「海上音樂絲綢之路」。由日本起→北平→上海→香港→馬尼拉→南洋，有一條這樣的路徑在，而始作俑者就是當時的一位駐東京的拉脫維亞裔演藝經理人A Strok。以東京為基地，他專門為國際著名音樂家和樂團安排東亞以至東南亞的巡演事宜，而香港是其中一站。
20到30年代期間，世界頂級小提琴家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結他巨匠塞戈維亞（Andres Segovia）、鋼琴家海費茲（Jascha Heifetz）以及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等鼎鼎大名的音樂家全部由Strok安排由東京→上海→新加坡→香港，沿著這樣的途徑，一路巡演過來香港。那時沒有飛機，全部搭船過來。
令周教授驚喜的是，30年代的香港竟然還有西洋歌劇足本的演出。更「匪夷所思」的是，「景星戲院」（現尖沙咀「新聲大廈」原址）一日演幾場而每一場都是不同的足本歌劇。他說，那時的音樂商業元素較低，樂手們隨意演出，隨興加場，同現在的商業模式很不同。但是屬於少眾、上流社會的文化生活。不過，都可令我們一窺舊香港的文化素養和社會氣氛。
大時代下的一塊綠洲
香港當時的特色就是這樣，它不是給你避難，而是給你大時代下的一個綠洲。
——周光蓁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隨著上海、廣州等地淪陷，大批文人落難來港，音樂家、電影製作人及合唱指揮沈鑒治是其中一位跟隨父母從上海來港的，媽媽來港後，卻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意外地成為一名古琴大師。
在沈鑒治的口述歷史中，可以看到他的母親蔡老師是如何在日軍轟炸的日子，夜闌人靜時仍在彈古琴，以及後來成為一名古琴大師的傳奇經歷。周教授慨言：「香港當時的特色就是這樣，它不是給你避難，而是給你大時代下的一個綠洲。整個大陸兵荒馬亂，香港無端端卻有一塊這樣的綠洲，給一些被迫害的候鳥飛來喘一喘息，而在喘息的過程之中，卻成為大師。」
周光蓁教授斥責時下一些人對香港的錯誤標籤，認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或者是「間諜出入的地方」。他覺得很可惜，香港不只是這樣的身份。當你看到1940年在紀念魯迅60歲冥壽時，小提琴家趙不煒特為魯迅作了一首歌，並用小提琴演奏出來，而當時的主持是許滌生，讀那個詞出來的是蕭紅……這些名人全部在香港出現。因為當時整個中華大地，香港是唯一一個還未淪陷的地方。因此，他建議用「中西文化雜處」來形容香港比較貼切。
他說，當年宋慶齡來香港籌款；舞蹈家戴愛蓮在英國受訓期間，亦特地從英國搭船來港，住在半島酒店編舞籌款，遇到大陸來的漫畫家葉淺予（第一任丈夫），他們的主婚人就是宋慶齡；1952年張愛玲從上海落來香港……「在橫風橫雨的大時代，香港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空間。我這本書就是講這小小空間上面發生的音樂。」
他說，戰前有大批難民來港，戰後的規模更大。1949年政權更替後，大批文人來了香港。「如果無上海那些文人戰後落來香港，香港永遠停留在粵曲粵樂的年代。他們帶來的不只是百樂門式的爵士樂，還有費明儀這樣的女高音……」當時不只是單方面大陸的人落來香港，亦有人選擇返上去。周教授感嘆：「為甚麼50年代中港融合得這麼好呢？！」
他補充說明貫穿在50年代的歷史，大都圍繞「去」和「留」的問題。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北上（文革後後悔），亦有文人認為香港是殖民地，不值得留下屈辱於英國人，而將香港作為跳板轉去台灣等其它地方。（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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