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檔】延安整風中周恩來的醜態

在延安整風中，中共把人變成鬼。在其過程中，每個人都醜態百出。周恩來作了五次公開的檢討，在政治局會上連罵自己五天，還稱自己「猥瑣」、「奴性」、「犯了極大的罪過」。

劉少奇在整風中把毛澤東捧上「神壇」

在這次整風中，劉少奇和康生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而其他所有領導人都被編進各個學習小組，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劉少奇在許多場合不指名地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在整風中，劉少奇把毛澤東捧上「神壇」，因此得到毛的重用，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進入中央書記處，迅速成為僅次於毛的中共第二號領導人。

為了配合毛的延安整風，1939年7月，劉少奇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一版再版、印了又印的小冊子，就是教導黨員要做黨和黨的領袖的馴服工具。

周恩來五次公開檢討

在中央蘇區時，周恩來因追隨博古等人奪了毛澤東的軍權，被認定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經驗宗派的代表」，有人要求開除他的黨籍，甚至提出處決他。周恩來寫了四篇五萬多字的學習筆記，又寫了兩萬多字的檢查，先後進行了五次公開檢討，仍不能過關。

毛澤東不滿足於周恩來的聽話、順從，他把周恩來領導的地下黨打成特務集團。周恩來馬上在大會上連篇累牘地歌頌毛澤東。1939年11月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一連罵了自己五天，說自己「犯了極大的罪過」，是王明的「幫凶」，罵自己從前當領導是「篡黨篡政篡軍」，還稱自己「猥瑣」、「奴性」。他在黨內到處演講，大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如何給黨帶來災難，毛澤東如何從他們手裏挽救了黨。

針對知識份子的普遍整風

高層整風的目標是打掉中共高層阻礙毛澤東威望的張聞天等留蘇派，進而削弱其背後共產國際的權威。普遍整風則是針對知識份子內心嚮往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格獨立等價值的渴望。

康生原本是留蘇派的，此時立刻轉換立場。1942年2月21日、3月7日、4月8日，在延安中央黨政軍各界幹部會上，康生連續三次傳達毛的整風報告。他將毛有關「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概念在延安各中央機關廣為散播。聽了康生的傳達後，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成立整風領導機構，日夜精讀指定文件，日常的業務工作基本停止。自此，整風運動逐漸轉向反奸、搶救運動。

1937年、1938年，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懷著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崇仰和對中國未來光明前途的憧憬，從天南海北，有的還從印尼、新加坡，經過許多艱難和曲折奔向延安。延安一時到處充滿青年人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集中到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很多只有十幾、二十歲，是由中共地下黨以抗日的名義把他們吸引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他們對國民黨沒能剷除的貧困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對中共在長征前製造的慘劇不了解，或不相信，以為是國民黨的宣傳；他們相信了中共的許諾：人與人之間會有同志式的平等關係，會卸掉封建的枷鎖，得到自由。為此，他們願意忍受延安艱苦的物質生活。有的人為了表示與「舊社會」一刀兩斷，還改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們很快就感到了失望，現實與夢想相差甚遠。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延安與外界關係中斷，在封閉的環境下，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領域開始出現重大變化。毛澤東利用王明、康生帶來的蘇聯「反托派」精神為自己服務，放縱康生在延安營造「肅托」的精神恐怖。青年知識份子失蹤的事情時有耳聞。到處都有特權現象，上下等級差序制度日見森嚴，平等難尋蹤跡。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份子忽然發現，他們從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到等級差序結構的最底層。

同時，他們被批評成小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習慣也開始受到指責，戀愛自由逐漸受到限制。

思鄉病和不滿情緒在青年知識份子中間蔓延開來。他們對批評知識份子是「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不認可，說：「領導不關心群眾生活」，「有的幹部兩張皮，對領導畢恭畢敬，對下級神氣活現」，「到處烏鴉一般黑」，「有些領導說的好聽甚麼階級友愛啊，甚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刊出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緊接著《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這些文章一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

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以文學形式尖銳抨擊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基層領導沒有文化、動輒用政治帽子壓制人的現象；曲折表達了青年知識份子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和不滿情緒。文章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新型關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這一組文章中最具影響力。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描繪了當時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等現實。

王實味，20歲就讀北京大學文科預科時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來到延安後，他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原著。王實味個性耿直，看不慣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人的諛上壓下。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待遇也算是很高的。

1942年2月始，王實味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如《政治家、藝術家》、《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另感兩則》等。這些文章大膽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真實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份子理想破滅後的沮喪和失望，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和官僚趨向表示了憂慮。他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向掌握黨軍大權的毛澤東發起挑戰。

毛看到王實味的文章後，立刻給《解放日報》打電話，報社受到整肅。王實味把更尖銳的思想又寫到牆報上，大聲疾呼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說：「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一天晚上，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王實味的牆報文章，看到激動的人群邊看邊稱讚王實味，沒人看他毛澤東一眼。回來後毛馬上說，「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這些東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發言，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說：「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說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運動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7]

5月初，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不久，康生宣佈：王實味是托派份子，也是復興社份子，是兼職特務。6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王實味托派問題加以肯定，他說：現在的學習運動，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他談過話的人有20多個。 [8]

王實味堅決不肯承認自己有錯誤，在會上，他幾次想為自己作辯解，可每次話還沒說完，就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用自誣來換得黨的寬恕和解脫，因而批判不斷升級。

在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很快就被扣上三個帽子：反黨份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王實味宣佈退出中共，以此來解脫。但是，羅邁不允許他退黨，而是宣佈將他開除出黨。

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逮捕，在「逼、供、信」式的審訊下，王實味最終承認自己是托派，而且還是「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王實味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1944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他們見到的王實味，已經被整成了機器人。當時王實味按照中共的要求反覆背書：「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決定撤離延安，王實味由中央社會部押送到晉綏根據地。途中，因「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王實味成了行軍途中的一個包袱。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經康生與李克農批准，決定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執行幹部為節省子彈，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一處偏僻山隅，用對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從其身後將他砍死。因擔心被人認出，又亂刀百次後，將屍體丟進一口枯井。那是1947年7月1日夜晚，那年王實味四十一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