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30日，中共發佈《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工作的指示》，由此發動了針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
中共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採用強制學習、坦白、批評與自我批評、批鬥等手段，重演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以集中過關的方式，在短時期內強制性地對知識份子進行所謂的改造。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讓中國知識份子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逐步磨滅了知識份子的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令他們蛻變成為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從此以後，「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惡意評價
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代表的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中共害怕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這從中共黨魁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評價中顯而易見。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在四十年代他的兩次講話中曾集中體現。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他批知識份子擺架子，還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份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批知識份子「不乾淨」，需要改造，「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他指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需要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改造，甚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在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1947年底，中國的民主黨派在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中的地位，成為毛澤東頭痛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民主黨派，大體上是知識份子群體。為此，他特向史太林發出一份絕密電報，對史太林陳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毛澤東說：「我們對這種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時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他稱，效仿蘇聯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
學者謝泳表示，從毛澤東一生對知識份子的基本評價中可以看出，他對知識份子是沒有好感的。在毛澤東眼裏，知識份子只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
謝泳認為，這個評價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後來的命運，不僅是毛澤東個人，也可以從中共的體制化行為中看得很清楚，「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個早晚、一個以甚麼樣方式來完成的問題，改造是必然的。」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形成
中共實際上是害怕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又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掌握政權後，首先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
作為政治運動的「思想改造」的啟動，與兩個人有直接關係，一個是馬寅初，另一個是周恩來。
「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據《周恩來年譜》記載，這一天，「（周恩來）和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談話，聽他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8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並就馬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事交換意見。」
馬寅初所指的響應周恩來的號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報告。周的這番講話以後，中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全中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份子都開始以接受記者採訪、單獨發表檢討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劃清界線。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再發思想改造的指示，要求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系統化改造，以期掌控全國所有的學校。指示還明確改造「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於一至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對學校進行分化，在培植積極份子的基礎上，「對在大中小學校的教員中和專科以上（即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
1952年9月，中共在建政初期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結束，中共發出《關於各地須做高、中、初等學校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綜合報告的通知》，稱「今年秋季開學以前，在全國90%左右的高等學校教職員和70%左右的中等學校教職員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風」
1949年後中國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可以從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風」中找到源頭，無論是運動的指導思想，還是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工作作風。1952年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和審幹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重演一遍而已。
1952年在中共政權當中，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完全是延安知識份子，特別是當年延安馬列學院的知識份子，如胡喬木、周揚、李維漢、艾思奇、范文瀾以及地位在他們以下的于光遠、胡繩、鄧力群等，他們當年都經歷過延安整風和審幹部運動。
學者唐勃在《中共與知識份子》一書中指出中共對知識份子改造的三個目標：（1）革除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個人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平等主義思想等，以及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學術和倫理思想，從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權與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知識份子為中共政權服務。（2）打擊知識份子的不滿，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迴曲折的欺騙手段，迫使知識份子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識到教師和教育工作人員都改變了過去的想法，以求達到整個社會思想領域的根本變革。
「思想改造」通常要經歷如下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基本上是從延安整風中照搬過來的。
一是學習。用政治學習、理論學習為名，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
二是坦白。以會議上發言、寫自傳或學習心得報告等方式，強迫知識份子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
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借用民主評議之名，開展公開批鬥，要知識份子先作自我批評，再由群眾來批鬥（如學生控訴老師、兒女控訴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鄰居等控訴），鼓勵掀起鬥爭高潮，以進行反覆的鬥爭，從而運用操縱群眾的方式，決定其能否過關。
四是改造。逼迫知識份子參加中共發起的系列政治鬥爭運動，逼迫知識份子徹底放棄自己的思想、觀念、與意識取向。
五是總結。強迫知識份子反覆總結被改造的過程，隨時準備再次面對被改造，被強迫再學習等。
「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在學校裏進行，分小組進行，不是檢討批評就算了事。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所以有些教授雖然做了八九次檢討，以致痛哭流涕，還是過不了關。如果被認為涉及政治問題，這些教授就進入「鎮反」或其它帶有鎮壓性的運動範圍，這個人就有被逮捕，或勞改的可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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