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美國司法部對一名美國國務院女官員充當中共間諜進行指控,她的案子星期二(4月18日)進行預審。本文根據指控書還原了她被中共特務「盯上」的經歷。林燕綜合報道

人物介紹

克萊伯(Candace Claiborne),1999年進入國務院工作,第一次的工作地點就是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出發去中國之前,她完成了外國服務機構(FSI)的普通話訓練,於2000~2003年在經濟大使顧問的管理專員辦公室,以及大使館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此後,她調去上海的駐華領事館工作(2003~2005年)。隨後去了阿根廷和伊朗,然後她又回到北京工作(2009~2012年)。

也就是說克萊伯熟悉中文,在中國前後工作了8年。

之後克萊伯被調回華盛頓總部,再派往蘇丹,直到2015年8月,返回華府工作。

被調查前,她的工作職責是負責為辦公室主管、部門主管,以及六位行動官員提供全面的行政支持,後者跟歐洲安全合作組織類似。

一切都從「朋友」開始

一切都是從2007年開始,那時候他們只是「朋友」。克萊伯與中國特務的交集是從她的家人——A某身上(美國公民,起訴書有抹掉相關信息,從常理上推斷A某很可能是她兒子,以下仍稱家人)。

據悉,從2007年開始,克萊伯一家認識了一個中國進出口商、在上海經營水療和餐廳業務的B某(中共特務),成為朋友。當時她的家人A某給B某發郵件,希望後者幫他在中國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A某當時21歲、大學畢業,所以克萊伯(50歲)就拜託B某幫助,然後第二天,B某就幫A某在上海微笑星學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一份教職。

同年12月底,克萊伯也有告知B某,想讓A某在中國學習時裝設計。但是現在的困難是A某的大學學費沒著落,「他需要有地方住、還需要機票錢,你有甚麼建議嗎?」

整個2008年,克萊伯、A某以及B某都在談論A某能在中國找到的工作機會,看上去跟普通好朋友差不多。

到了2010~2011年間,A某和中共特務B某之間有大量的郵件往來,都是關於申請藝術學校的內容。此期間克萊伯在北京工作,A某還在美國,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萊伯出差去上海,在萬豪酒店(JW Marriott)與B某見面,具體聊了甚麼內容不詳,但兩人有特意留影紀念。

8月,克萊伯告訴家人「錢現在有點緊。」並說在她回國時,會盡力把債務都補上。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會有事發生。

首個任務 探聽美對中戰略底線

但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關係,到了2011年有了實質性改變。當年5月9~10日,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參與,中共情報機構急切地想要打聽出美國的底線。可能覺得克萊伯這條線「成熟」了,他們開始向克萊伯打聽「人民幣匯率以及美國政府對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的反應」。

到對話結束後(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給她發郵件說,想要知道「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內容以及時間表」,並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美國政府會對中共政府如何施壓,要求克萊伯報告「美國高級官員對這一問題的內部態度」。

5月18日,克萊伯發郵件給B某,詢問收到的信息是否有用,B某明確告訴她,「想要一些從網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要求她弄好了不要通過郵件發送,以免被人通過網絡查到,最後B某親自飛到北京取走這些資料。

在要克萊伯動手之前,中共特務B某已經提前付款,4月克萊伯的美國賬戶匯入一筆2,480美元的款項。而在克萊伯收取這筆錢的前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出規定,美國各大使館或領事館僱員只要接受外國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禮物,就需要報告,有形和無形的禮物都包括在內。

共收了數萬禮物

克萊伯作為美國國務院僱員,曾接受多次反情報培訓,她也很清楚B某和隨後出現的C某都是中共特務,她也知道以自己的國務院薪酬根本不可能負擔家人追逐「時尚夢」。在錢的誘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妥協。

到2012年,克萊伯又經B某引薦給C某,C某自稱是中共情報機構人員,以後一直到2016年,克萊伯持續將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應對底線等通過郵件、見面等方式,發送給中共情報機構的B某和C某。

每次中方在獲得情報前後,都會給克萊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匯款作為報酬,而對克萊伯和家人的各種經濟需求,都是各方滿足,比如提供多次國內或出國旅行或購買iPhone、電腦等支出,以及負擔A某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術學院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甚至當A某在中國犯事,中共特務B某和C某出面介入,阻止警察進行調查,最後讓A某「全身而退」,這足以見得B和C在中國的權限絕非普通人。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檔案紀錄,克萊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收取了中共情報人員送予她及家人的總價值數萬美元的禮品、現金、電子產品、旅遊招待、一間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國時裝學校的學費和生活費,僅最後一項就近6萬美元。

一邊拿錢一邊隱瞞

因為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很大,克萊伯一直在積極隱瞞她與中共情報機構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在面對國務院以及FBI的常規調查時,但是她卻始終放不下輕鬆得來的錢財。

在2014年,她參與背景調查問卷、更新「最高機密」授權時,克萊伯刻意隱瞞任何跟B某、C某相關的事宜,並且面對針對家人A某的旅行提問時,她回答A某唯一一次出國旅行是去非洲,根本沒有提及A某在中國居住、學習一事。在面談後一天,克萊伯打電話給A某,告知她沒有提及任何關於他在中國的事宜,以串口供。

但是這位愛錢的克萊伯卻放不下輕鬆得來的錢財。幾乎是在美國機構對克萊伯面談的同時,她仍然有規律地聯繫B某,收取額外收入。克萊伯知道國家安全背景調查的面談時間,在此之前,她聯繫上B某,要求匯5千美元到賬戶上,B同意了。但在錢轉賬之前,克萊伯又聽說背景調查很快就要進行,她害怕國務院調查員看到這筆轉賬後生疑,於是立刻發郵件給B某,告知「所有事情都停住,直到面談結束。」

面談時,果然調查人員詢問了很多國外旅行和對外聯繫事宜。而克萊伯採取的對策是,對調查員隱瞞與B某的關係,另一方面通過電話和郵件告知B某,刪除所有她提到5千美元的回應電郵,以免後患。

跟中共特務聯繫 只用Skype和微信

為了避免自己出賣美國情報的事情被發現,克萊伯告訴他們,不要使用臉書(Facebook),因為可能會被蒐集情報,並表示自己已經刪除臉書帳號。

然後每次跟中共特務聯繫,他們都是通過Skype以及微信(WeChat)聯繫,每次聊完就刪除信息。

此後,2015年克萊伯再次到中國旅行,她告知家人A某要用雅虎、Viper、What's app以及微信、apple聯繫。

回到美國後,克萊伯再次告知A某,因為要應對國務院每5年一次的審查,要求他刪除她的微信帳號,她擔心這些信息會被發現。而且為了順利通過審查,她還找了一位前FBI僱員,請教如何通過這種安全性審查,尤其是避開與外國政府機構有關的問題。

這也說明克萊伯很清楚哪些信息可能會被查到,她已經在考慮「安全」問題。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特務們從來不做無用的功課。他們之所以這麼費盡周折地拉攏克萊伯,是因為他們很清楚克萊伯的情報價值。他們願意從上海飛到北京(克萊伯曾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工作)見面,甚至在克萊伯派往非洲工作期間,還給克萊伯提供飛中國的機票或安排克萊伯去臨近的非洲國家度假,在那裏見面,是因為知道克萊伯的情報值那個價。

而這期間,克萊伯對國務院發出的信函、要求僱員報告可能成為外國情報機構捕獲對象的郵件,她都通通回復「完全明白」,但是並沒有報告過一次。

起訴CBP反遭FBI盤查

2016年,克萊伯去維也納、奧地利短期旅行,出境前被帶到海關和邊境執法局(CBP)第二層檢查,返回入境時再次被CBP帶去第二層檢查,且在她不在場的情況下搜查了她的行李。

克萊伯非常生氣,投訴CBP,隨後FBI介入。到了面談日,她原以為是行李事件面談,結果到了現場發現FBI探員感興趣的是她和A某在中國的經歷。

克萊伯小心翼翼地隱瞞與中共特務B某、C某的關係,並對收到的禮物和回報閉口不談。結束FBI面談後數小時,克萊伯偷偷摸摸地用國務院內的電話亭跟A某通話,告知A某不要談及在中國的學習經歷,並說「現在要離(中共)遠遠的」。此後,克萊伯還讓A某刪除跟B某、C某有關的所有郵件以及電話信息,「我不想以後惹麻煩,請立即做!」

FBI的調查還顯示,克萊伯在即將接受FBI調查時,還曾指使中共特務,銷毀之前彼此接觸的證據及提供給她禮品的證據。

臥底特工釣魚執法 克萊伯身份敗露

此後,克萊伯也刻意不跟中共特務B某和C某聯繫,也不讓她的家人A某跟他們聯絡。但是事情沒有像她預料的結束,到2017年1月26日,一切都結束了。那天的天氣是又冷又黑,一位FBI的臥底探員(華人)扮成中共國安局(MSS)官員,在克萊伯住處等她,告知他是B某和C某的同事。

克萊伯居然邀請他(一個陌生人)到家裏,兩人交談了近1個半小時。在交談中,探員表示代表(中共)國安部對克萊伯過去的「直接幫助」表示感謝,克萊伯沒有半點否認。相反,她還解釋為何現在不能提供幫助,因為「跟他們過去(的審查)不一樣」。在臥底探員離開時,克萊伯對他像「朋友」一樣致以微笑以及揮手告別。

3月28日,FBI第二次約談克萊伯,她再次見到這位自稱是B某和C某同事的探員,才明白一切都結束了。

3月29日,克萊伯在面對美國治安法官的提問時,幾乎沉默不語。法官已經下令對克萊伯實施在家監禁,並會在4月18日就此案展開初步審訊。如果被判有罪,克萊伯將面臨最高20年的刑期。

國務院國家安全司官員發表聲明說:「克萊伯利用通過職位之便了解到的國家安全信息,換取個人利益。這種利用個人職務之便損害國家安全的做法一直是本司嚴重警惕的問題。」

中共情報機構 在國外的運作模式

國務院女官員克萊伯出賣情報給中共的消息一出,讓美國大眾譁然。媒體評價這是繼美前情報人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之後的又一大案。而起訴書也有詳細談及中共情報機構對外國政府的常見運作模式。

中共情報機構由中共國家安全局(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負責,類似於FBI和中情局(CIA)的結合體。它們注重收集以及辨識外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機密信息,尤其是想要獲取跟中國有關的外國政府的政治、經濟以及安全政策情報;同時執行反情報任務;以及收集外國政治家和情報官員的個人簡歷等。

它們的常見手法是,使用受訓的情報人員,也通過非專業的人士收集信息。非專業情報人員被稱為居間(cut-outs)或被選擇人(co-optees),他們通常扮成國內外的外交官、記者、學術人員或商業人士。

針對中共看上的潛在誘惑對像,中共情報機構一般會在中國境內招攬他們,招待他們旅遊或負責他們的開銷。不僅通過現金,還有各種方式,包括生意業務考慮以及其它援助行為,要求他們為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