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份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十年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為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著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車隊在警車的引導下前行，我一上車不一會即昏昏呈睡狀，不動腦是迅速入睡的最佳路徑。不知走了多久，車停了下來，一看天早已大亮，我坐的車正對著前面掛著的一塊牌子：「陝西省乾縣看守所」，除了一左一右控制著我的兩人外，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了車，在看守所與車輛之間穿梭奔忙，你頭腦再簡單也能得出他們是在辦理某種手續。

大約二十多分鐘後所有的人又都上了車，那肥矬子上了車疑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辦完了，這幾天先跟著我們，還有些事要找他。」車隊又掉頭他顧，車剛行了一會兒，那肥矬子打電話給當地公安部門，說中央政法委來人啦，想參觀唐皇陵，車已到了乾縣，希望公安部門給提供方便，他掛斷了電話，衝著我說：「老高你現在就是中央政法委領導，他們肯定會來些小官員來陪著咱，你不說話他們沒有人敢主動跟你說話。這裏有好多好看的地方，門票都很貴，我安排這一招，不但不要買門票，而且全天還會有人陪著給你講解，中午飯都會給安排的好好的，你就不說話就行了，在中國，大領導最好當。」

他這一招果然見效，不一會，當地公安局副局長，當地文化館副館長合股急急趕來，那一天，我就被一群濫權的秘密警察簇擁著「參觀」唐皇家陵苑，其間在乾陵武則天墓參觀時間最長。她的無字碑證明著她的思想能力及思想深度，之足使1千3百多年後，在這片國土上正鼓譟嘯囂著的「重要思想」無地自容。有人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個歷史笑話，那是矮化歷史。其何曾取得歷史笑話的資格，孵養它的「重要思想」家還未身死，而這「重要思想」則早已墮入糞土。它充其量只取得其時坊間笑料的資格。有人指責這種「重要思想」家足夠無恥，那是他矮化了無恥的高度。其充其量也僅取得愚蠢的無恥這種次等的無恥資格。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天，秘密警察中，總有人不時有意地蹭在我身邊，眼睛旁顧著卻偷偷地與我講話，其中有人給我講了李建國書記下鄉檢查計劃生育落實情況時的一個故事。說李書記指明要看如何燒燬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戶的住房，他說咸陽市領導不願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就由政府掏錢蓋了幾處民房，並添置了一應有的生活用具，李書記來檢查時，再安排人住進去飾計劃生育違法戶，李書記在大批警察保衛下，親眼目睹「燒民房」過程。我感謝那位警察並偷偷向他致敬。我理解他的用意，基層政府有時的暴虐實在是被逼而為之。而咸陽市的這種規避之法也實屬偶然，就在這種難得偶然中，現實而具體的生靈塗炭得以偶然避免。而正因為它是偶然的，現實而具體的殘暴才會是普遍的。他說許多警察自己就是老百姓，也不願做壞事，但有時實在是躲不開的。這天的中午，當地的招待結束我又被押回咸陽市，正式被交到咸陽市公安局一個負責「國保」的姓高的副局長手裏。

接下來兩天，我被關押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外形像賓館，卻整個二樓就住了我和看管警察兩個人，我不得出門，24小時有人陪著。在兩天裏，不停地換新的面孔與我談話，其中一張面孔的官階應該在高副局長之上。「不得插手下崗職工鬧事的問題」、「不得插手『法輪功』問題」、「不得插手強制拆遷問題」、「不得插手上訪群體的事」等等。到第三天開始即全天氣由高姓副局長陪著，心態也緩和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談話筆錄中卻隻字不提那一連串的不准，使我意識到那些「不准」並不是隨意與我談的，而高本人給我的影響頗不佳，他向我大談讚頌黨的恩德時，舉了他本人的例子，說他從小死了父親，是黨像父親一樣供養他的生活及上學費用，又是黨讓他做了國家幹部。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缺德即屬愚昧，黨本身是被誰養活著的？把那些絕大數並不富裕的納稅人的恩德，全記在黨的頭上，這實在算得上是忘恩負義的可以。高本人對於暴力對付我的作用很自負。這是在2007年7月份左右北京當局對我一次綁架時的談話中，由於泓源無意透露出來的（於在與我談話中說：還是陝西那高同志說得好，對付老高就用陝西的辦法，沒有陝西能做到而北京局做不到的）。

經三天的秘密關押，陝西省由咸陽市公安局出面，給我辦了一個變更（或者是撒銷）強制措施決定書，以法律名義將我釋放，並從我手上拿了錢買了回北京的機票，讓我立即離開陝西。我於當天晚上即第四天晚上飛回北京。秘密關押期間遭到數次搜身。包裏的幾套律師辦案手續、幾本香港出版的雜誌都被他們拿走並不出具任何手續。期間我遭到極野蠻的暴力毆打和暴力侮辱。而其時正是我母親生命的最後階段，為了避免在那個階段給老人造成任何可能的傷害，我回北京後沒有向任何人提及這段黑暗的經歷，只在過了很長時間後向在美國的好友易帆女士提及過這一節。

我前面提到過那姓高的副局長無疑得出了暴力對付我很有效果這樣一個他毫不懷疑的結論。在其後的一年的時間裏他頻頻來找我，尤其在母親病危及喪葬期間，且在北京每次來找時竟有北京的秘密警察陪著。其實高的判斷及相信了高判斷的北京當局的一些人，他們腦子純粹是糨糊做的，此後僅一個多月，也就是我剛被釋放後的一個多月，就「法輪功」被中共政治迫害問題向當局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質疑當局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的凶殘、冷酷及非法。據私下的信息，江澤民駭怒異常，不僅是那篇文字揭露的真相本身，最讓他驚恐的是，竟然有人敢在中國國土上挑戰他們的「核心關切」。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文武鷹犬組成了壯觀的擾攘大陣，有時竟排著隊找我談話，其中有一個下午，那些蒙面鷹犬（不介紹單位，不出示身份證件）竟找了我3次。而高本人在此後的數次找我接觸中，卻隻字不再談「法輪功」問題。其實大家都是成年人，在陝西公安當局施暴後1年多一點時間裏，那幾個「不許」即：「法輪功」被迫害問題，下崗職工問題，強制拆遷問題，上訪群體問題，反而成了我工作的全部。有關當局應該能得出一個冷峻的結論：即酷刑對我究竟有多大作用？毫不誇張地說，北京當局在後來的對我的酷刑安排上，有被那高副局長誤導之虞，導致了此後一系列的損人不利己的極愚蠢的錯亂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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