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份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10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為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著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耿和娘仨成功逃離

兩個孩子必須能夠正常上學，這是我終於願意苟安下來的理由，也是我的最後底線。然而，周永康及其打手于泓源、孫荻們卻認為這是終於可以迫我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我跟前調侃說過：「老高有著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他們利用這個被每一個家庭都當成的關鍵時期，不斷施以一些極其愚昧的舉動企圖據此實現他們的美好。

在這個問題上，我多次強調過，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雖然其中也有許多具體的困難（在北京有孩子上學的父母都知這苦的沉重，這是黑暗政治製造出的一個大苦）。他們提出：不許我自己解決，是絕不允許我自己解決，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我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文件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說白了，還是逼我入伙，成為「利益共同體」。我心裏清楚，憑著周永康、于泓源、孫荻等人的智商（我幾年來和他們零距離相處），他們會死攫住這條繩子不放，所以我們之間的再次衝突也只遺時間了。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文件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

2008年7月28日，我們全家被押上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我頭上懸著的劍掉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為了不使耿和擔心，當局關於孩子上學問題上的舞劍蠢動我從不向耿和提及，知道終於是瞞不住的，但只是覺得能讓她少知道一天亦可。

頭上懸著的劍終於還是無可挽回地落下：格格上不了學。孩子上學的問題豈能小覷，更哪堪兒戲。女兒以各種方式向我們抗議，孩子究竟沒有錯，上學在父母面前也是她的必當保有的基本權利。她們娘仨已於8月底回到北京，而我還是被滯阻在烏魯木齊。孩子上不了學，對方已越過了最後的底線，我立即動身回程北京，好在新疆警方巴不得我早日離去（每次回到新疆，當地警察看管我時，竟公開講，你逃離新疆我們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我們還會派人悄悄盯著你，只能回北京，不能逃出境）。

回到北京又能如何。中共黑暗勢力是完全游離在法律之外的。一個文明的社會裏，獨立的司法救濟途徑，是為所有尋求它救助者準備的安全可靠的救濟力量，但在野蠻的政治下，司法卻淪為任憑秘密警察們摶捏的玩物。我突破所有的「不准」，尋找能儘快解決孩子上學的途徑。為了不願與他們過於激烈地衝突，我避開了不准孩子在北京上學這一途，忍辱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蹤下，與陝北綏德縣、河北邢台市、北京順義、山東煙台外國語學校聯繫（這是孩子一個人去的）。而到河北邢台市碰壁後，實在沒有了辦法就在邢台市打電話向朋友求救，滕彪博士當時是我求救的偉人之一，結果孫荻也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孩子對我們的不滿升格，當局對我的不滿也在升格。

令我們沒齒不敢忘的是，對格格上不了學的事還有一大批善良的眼睛憂慮著，這些善良眼睛從來就在我們的周圍。有一天夜裏，我外出到藏醫院附近打公用電話（我們的電話全被控制，打求助電話又刺激黑惡勢力已脆弱不堪的神經），結果一輛電單車突然停靠在我跟前，我認出其中一位是我曾經幫過的北京市民（暫不具名），他們用極快的語速說格格不讓上學的事他們都知道，大家正在全力想辦法，許多「法輪功」學員正在運作準備接格格到境外去上學，讓我們準備好隨時走，並給我一個電話，等跟蹤人員反應過來時，電單車已絕塵消跡。我長舒一口氣：這豈非神意，當即決定罷止一切奔突，相信他們的幫助會是具體而實在的。

作為一種默契，我後來經常晚飯後下樓溜躂，而大批跟蹤人員中，從一開始、死心塌地的壞種只是極少數，而其餘大多數只是把這當成一個技術活或者是個掙飯錢的活，更有極少數人則盡一切可能幫助我們一家。儘管當局下死令貼身跟蹤，可實實在在貼身跟蹤的始終只是其中那幾個人，他們上班的人員配置規律我瞭如指掌，甚麼時候出去，有多少空間可利用，我基本心裏有數。有一次我騎車去幼兒園接天昱，幾名跟蹤人員也騎車而隨，到了幼兒園門口，一個小伙子利用門口大批家長的身影掩護走過來給我說了一句話：「老高，我們的人對你是尊敬的，只要是我們哥兒幾個的班，我們的跟蹤是拉開距離的，但這是不符合上面要求的。」耿和她們娘仨逃離中國時，就有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功勞。有人曾實在地給我當面說過：「大姐她們娘仨走之前我就知道了。」

終於，有一個消息達到我，說格格可以走了，在看不見的力量的幫助下，格格迅速甩掉跟蹤者秘密離開北京趕到指定地點，結果第二天夜裏孩子又回到家裏，問明就裏，因是用一個「法輪功」學員家的同齡孩子做身份掩護，會給那孩子及其親人招致毀滅性的災難，她因此跑了回來。這些善良的不曾相識的人願冒一切危險幫助我們，卻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一途出國努力終輟。

終於，我們又於2009年1月7日獲得了一可靠信息，讓我們於1月9日上北京至昆明的客列，一路上會有人指引她們娘仨前行。終於歷經了些周章後，她們娘仨成功逃離中國大陸，成了「盛世中國」的亂離人。

2009年1月9日早晨，按此前綢繆，我要離開家引開樓下的「眼睛」。全家人擁抱在一起作最後的告別。除天昱外，全部都默默地流著眼淚，然而格格卻哭出了聲，繼而是耿和。「悲莫悲兮生離，痛莫痛兮死別」，悠悠歲月，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苦，誰最苦？是我的妻子耿和。她們娘仨離家，大的懵懂，小得不懂，去離故土而又親情不能別！我常不忍想像她最後離別那個家時胸中的那種痛。我不僅不能送別她們，而且她們還得去一個很大的傢私賣場，設法甩掉跟蹤者後從地下停車場搭車奔向火車站（這是策劃好的細節。但實際上如何擺脫跟蹤而成功逃離的過程，我迄今不清楚，也不忍心問耿和），我無法想像她是怎樣地帶著至苦的心與這一切周旋的。而真正密集與苦難交涉的時間則更在後面等著她，她在逃離中國邊境時、在泰國時，以及一直至美國初期遭遇的苦難多不勝數，可她從不給我講，僅女兒偷偷地給我講過一點；害怕總是使我知道了她受的那些苦影響我的心情。

她們的逃離，境內所有的作用是由「法輪功」學員籌謀和發揮的，離境後，由於需要更具規模的幫助力量，故而由「基督教對華援助基金會」全面接受，該基金會負責人在第一時間飛抵泰國，始施以具體的幫助運作。但對於耿和她們娘仨在外面的困難遭遇，中共黑惡勢力也不時給我講一些，意在動搖我的堅持。于泓源（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說他又陞官了，作為黑惡勢力在北京最凶殘的打手之一，他被拔擢當了管律師的司法局局長，我對此沒有一絲的驚訝，那種凶殘惡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惡勢力在中國生命得以殘存的理由和最後的保障，在凶殘打壓異見者的問題上，周永康或者是習近平之流是沒有區別的）至少有過兩次或多次給我講過她們娘仨去外面的困難遭遇，諸如2010年底他來到軍隊的秘密囚禁地找我談話，用他的說法是「再給你一次活路的機會」。他告訴我：「據軍方傳來的確切情報，耿和她們在外面的日子很不好過，大子兒（指錢）沒有收到幾文，而且已搬了至少三次家了。其實我們有自己的情報收集渠道，你老婆跟前就有我的人，我不怕你知道，機會不會無限期地等著你，執迷不悟死路一條，只要共產黨還在，活著走出這個門？你想都別想。真他媽賤，要錢，我們給，大手筆，偏要跑他媽外面去收些小子兒（指我們出國是為了到外國去收斂錢財）。」還有一次，于又找我談話「再給你一次機會，讓耿和她們娘仨到中國駐美使館去，到時我們出一筆大的安家費，我親自到外面去接人。」說「她們都快困死啦，不要再造孽啦，讓老婆孩子回來吧。」

終於，耿和她們娘仨還是成功地逃離。當天下午我回到家裏，一開門，一種從未有過的淒涼襲來，我坐在沙發上一連數小時紋絲未動，受領著那種淒苦，當天夜裏我沒有吃飯，把她們娘仨各自的拖鞋擺放在往常擺放的位置上。我整夜不願進到睡房，在沙發上坐了一晚上。此後幾天，當局負責盯蹤她們娘仨的王胖子每天打電話問她們娘仨怎麼幾天不見了，是不是有甚麼名堂，我說家裏準備搞裝修，她們在家裏緊鑼密鼓地準備著，後來追問得緊了，我說：「其實我前幾天是騙了你們的，那天她們甩掉跟蹤實際上是去外地玩去了，因為剛好有一個戰友一家要外出玩，她們也就去了。」待她們娘仨終於到了泰國後，我清楚自己很快又要被抓了，我於第二天的凌晨4點驅車趕回了老家。到了老家繼續騙他們說，她們馬上就會回到陝北來同我一起過年，但終於他們不再相信。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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