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馬托格羅索高原、深入馬查拉河叢林， 沿著龍東電報線摸索前進、探查人類學的責任與定位， 克勞德‧李維史陀試圖找出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關係........
西印度群島
對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們以前的生活大體平靜無波，現在一下被捲入這種大冒險似的旅程裏面，他們遭受到的那種愚蠢與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種聽都沒聽說過的、非常特別的、極度異常的現象。
事實上，他們把這種現象對他們自己產生的切身影響，以及對虐待他們的人的影響，看成似乎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災難。但我自己倒是看過這世界的一些現象，前此幾年也曾親歷過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因此這種現象對我而言並不算完全陌生。
我知道當代人類由於人口數量暴增，所要面對的問題也愈來愈複雜，再加上交通與通訊工具快速改進，當代人類的皮膚似乎對愈來愈多的物質與知識交流，愈來愈容易過敏，結果就是類似我們早上經歷過的痛苦經驗，慢慢地流淌出來。
在「馬丁尼克」這個法國殖民地，戰爭與敗戰所帶來的唯一後果，只是加速推進這種普遍現象的過程罷了。戰爭與敗戰只是促成一種持久性感染的媒介，而感染本身並不會自地球上消失。某個地方的感染狀況也許會暫時壓下來，但在其它地方會重新出現。一旦社會人群所擁有的空間開始緊縮的時候，愚蠢、怨恨與易於受騙，便會像膿瘡一樣地長出來，「馬丁尼克島」的經驗並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追尋權力
有時候會有一幅意象、一種回聲，似乎從過去裏冒出來，在小小幾平方公尺的空間裏短暫停留一兩秒鐘：小街道上的金匠銀匠工作時所發出的清澈聲音，像是有一千隻小手臂的精靈，心不在焉地敲擊木琴。
穿過這些小巷以後，我馬上又置身於寬廣的大街網路裏。這些大街橫穿過一批五百多年的老房子中間。那些老房子在最近發生的暴亂裏受到極大的破壞，不過那些房子在過去就常常遭到破壞，壞了再修，一次又一次，因此看起來好像是一堆年代古老得不得了、難以形容的破舊建築層層疊疊。
我四處觀看這些景象，所做的正是一個考古學家的本份工作，鍥而不捨地想從殘片遺物中，重現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過這種努力是徒勞無功的。
一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幻想便開始一步一步地佈下它的陷阱。我開始希望我能活在還能夠做「真正的旅行」的時代裏，能夠真正看到還沒被破壞、被污染、被弄亂的奇觀異景的原始面貌；我希望我自己是伯爾尼爾、是塔維涅、是曼紐西……我希望自己能像他們那樣地旅行，而不是像我現在這樣。
這類想法一旦開始出現，便可以無止境地延伸下去：在哪個時代去看印度最好？甚麼時候是研究巴西原始部族的最佳時機、可以得到最單純的滿足、可以看見他們還沒有被污染破壞以前的景象？到底是在十八世紀與布干維爾同時抵達里約熱內盧比較好呢？還是在十六世紀和列維、特維同行比較好？
一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幻想便開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開始希望我能活在還能夠做「真正的旅行」的時代裏，能夠真正看到還沒被破壞、被污染、被弄亂的奇觀異景的原始面貌。
每提早五年，我就能夠多挽救一種習俗、多了解一項祭儀或一種信仰。但是我很熟悉這些相關的人類學紀錄文獻，我明白，如果我活在一個世紀之前，就無法獲得這許多可用來增進知識的材料與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入一個圈圈裏，無法逃脫：不同的人類社會之間，愈不容易交流，就愈能減少因為接觸而引起的相互污染，但同時會剝奪不同社會的人相互了解與欣賞對方優點的機會，也就無法了解多樣化的意義。
回顧
無論如何，當時我自己也非常無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地納入自己計劃裏面的幻想，特別是連喬治‧杜馬自己對這個問題也並沒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會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以前，杜馬曾到過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時候他喜歡和獨裁者、封建地主和文化藝術贊助者廝混，這類人並不能就這個問題給他任何啟示。
因此，當馬格利特帶我去參加午餐會的時候，我大吃一驚。我在餐會上聽到派駐巴黎的巴西大使發表官方觀點：「印第安人？哎啊！親愛的先生，他們在幾年前就全都不見了。這是我國歷史上很悲哀、很可恥的一段。但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貪婪殘忍的人。他們具有那個時代常見的野蠻性，這實在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把印第安人捉來，綁在砲口上，然後轟成碎片。印第安人就是這樣不見了。社會學家可以在巴西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嘛，忘掉算了，你一個也看不到……」
現在我回想起這段話，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即使是出自一九三四年的上層統治階級口中，還是不可思議。
當時巴西的菁英份子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內陸的原始情況（令人欣慰的是現在已有所改變了），不過他們倒是肯承認，有時甚至自己說出來，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會帶些異國情調，是因為他們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統。不過他們絕對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為滲入黑人的血統。
在葡萄牙帝國統治的時代，這些菁英份子的祖先們，倒是覺得，有黑人血統並不是甚麼需要掩飾的事情。以巴西駐法大使蘇沙‧丹塔斯來說，毫無疑問，他擁有印第安人血統，很可能他也以此為傲。但他是旅居海外的巴西人，而且在十幾歲的時候就來到法國，早已忘記他自己國家的真實面貌。
在他的記憶裏，真相早已被一種盛行的官方看法所取代。在他還記得的一些細節裏，我想他喜歡貶薄一下十六世紀的巴西人，以免觸及他父母那一代男人最喜歡的某種娛樂，或許他年輕的時候也還做過那種娛樂活動。
那種娛樂是到醫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後把那些帶有天花病菌的衣物和其它禮物，一起掛在印第安人經常走過的小徑上。這種娛樂活動造成相當可觀的成果：一九一八年版地圖上的聖保羅州，面積和法國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區域被標示為「只住著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帶」，而到一九三五年，我去聖保羅的時候，只剩少數幾戶印第安人會在禮拜天跑到桑托斯海灘去賣所謂的特產，除此以外，那附近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
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一九三五年的聖保羅州幾乎看不到印第安人，但是再往內陸走個三千公里，還可以找到一些。◇（待續）
——節錄自《憂鬱的熱帶》/ 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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