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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政左經右,孕育出龐大權貴資本階級,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對立,使得左派思想重新抬頭。文革幽靈似乎仍籠罩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身上。

新文革-重慶模式

因貪污罪遭判處無期徒刑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曾一度以「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引發風潮。這種以破壞法治為前提的打黑行動,強推紅歌文化的狂熱意識形態作法,被學者形容為「新文革」。

重慶經濟模式當時曾一度受到熱捧,當時「新文革」的復甦與左派學術分子的抬頭,無疑的是與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共一黨專政下,瘋狂追求經濟成長,導致社會、經濟日益不公平的大環境有關。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文革是「由領導人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毛澤東掌政最後10年(1966至1976年)持「全盤否定」。

決議一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就斷然宣布,「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要求「今後作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此封口令無異是禁止反思文革、禁止反省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決策。

不准批判毛澤東 難反思文革 

    中國大陸「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告訴中央社,毛澤東是文革爆發的罪魁禍首,「連具體直接第一當事人你都不准批判反思,談何對這個事件的反思?」「只要你不敢動毛,那談何對文革的反思呢?」「只要不『非毛化』,就不可能真正揭露文革的真相。」

專研中共黨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文革的慘烈後果讓中共當局了解到階級鬥爭這條路行不通,但北京當局深刻理解到一旦討論到毛澤東的政治責任,就會觸及「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更何況當初被批鬥的黨政幹部,文革後被平反,官復原職後陞遷很快,他們的下一代如今在黨國體制中擁有更多的優勢,這些掌權者怎麼會反思文革呢?」他進一步分析說。

中共告別革命  權貴資本主義來了 

   鄧小平理解到階級鬥爭治國不可行,所以告別革命,也就是大陸民間社會所說的「不折騰」,推動經濟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掌權的黨內的官僚因而形成了權貴資本階層。他在政治上則全力捍衛毛澤東建立的黨國威權體制,即共產黨主導一切的政治體制。

在政治專制、經濟改革向資本主義敞開大門之際,對於那場深刻觸及中國大陸數億民眾靈魂與肉體的批鬥暴力血腥革命,卻又沒能進行深刻的反省、批判、清理,那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與民族性會造成什麼影響?

沒有信仰的叢林社會

「所有人在這幾十年裡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趕緊安頓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這個社會。」「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大家都信奉叢林法則。」作家陳丹青接受大陸一家出版社訪談時具體形容如今大陸社會的情況。

「當今中國社會充斥『囚徒困境』,一種行為模式對於個人看起來是很理性,但是對個人構成的集體來說卻是非理性,最後對於每個人來說也是非理性的。」北京大學憲政學者張千帆曾撰文以這幾句話形容現今的大陸社會。

陳永發表示,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社會引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形塑了如今大陸社會的現況。

王丹說:「文革打破社會的基本道德底線,包括逼迫群眾鬥群眾,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所以大陸現在是『無信任社會』。」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指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從90年代開始,中國實際進入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理論,也沒有信仰的時代。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約束,人的行為就只剩利益驅動。

失去了信仰,在全民理性、崇尚權勢利益的社會裏,2011年廣東佛山發生2歲小女童被兩輛汽車撞倒,18名路人經過卻都未及時施救的事件;或是大陸老人在路上跌,多半沒人要扶等事件,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了。

不只社會面的影響,王丹還說,「不要以為文革在中國已經完全消聲匿跡,其實文革還在。」個人崇拜、劫富濟貧的思想、用運動的方式治理國家,這些都沒變。

六四事件- 另一種形式的文革

北京學者錢理群認為,沒有深刻的反思,所以現今中國大陸政治、社會許多層面仍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下,或者說毛澤東的思想文化已深入整個國民性格當中。

錢理群認為,不根本清理、反省、批判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的國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毛澤東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不是沒有可能的。他認為,1989年的大屠殺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另一種形態的「文革」重演。

類似文革的悲劇有可能發生嗎?致力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的大陸學者宋永毅認為,完全一樣的歷史不可能重演,文革需要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以及個人獨裁的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

不過, 宋永毅也表示: 「但是,只要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像,文革就不會完全斷絕。」歷史的回潮,或說某種程度的重複,他認為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