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個小煤礦，兩邊是青山綠水的峽谷，中間一條小河。我家的右邊，過了小河，有一條長長的青石板路。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第一次母親帶我爬過這長長的青石板路，到山那一邊的農田去採野菜，做成食品給自己與家人充饑。緊接著父親帶我在這山上開荒種紅薯，而且滿山都是開荒的人。第一年的紅薯大豐收，有的紅薯幾十斤，我一個人背不動。以後這條路就我一個人走，採野菜、打豬草，砍“板皮”（礦井採煤用的木棍），砍竹子。經常餓的是抓上甚麼都吃，口乾的是甚麼水都喝。
每天放學，我就挑一擔幾乎與我同樣高的尿桶，從山下挑水，上山澆菜。一個人上上下下，天黑了，才回家。山風吹的樹木搖動，還有那不知名動物的叫聲，陰森恐怖，對我來說，每天都是煎熬。
有一次，母親到山上來，採了一些蘑菇，說先回家煮飯，讓我把菜地澆完回家。我心裏樂滋滋的，今天有菜吃了。我一個人幹到天黑透了，才回家。不用說菜，連飯都沒了，鍋底剩下一層鍋巴，當時，我只是含著眼淚，還被母親數落了幾句，沒辦法，吃了幾口鍋巴，去睡覺。苦難的童年在心裏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六十年代，我離家讀書，夢想著將來大學畢業有一份工作，不會再像童年一樣苦澀。可是現實是如此的殘酷，“文化大革命”將那一代人的夢想擊碎，十六歲，還沒有成年的我，沒有文化的我，被當成“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起三更，睡五更，所有成年男子的活都幹，送公糧，我挑一百五十多斤，十里地要過橋、涉水。從山上往下抬方木，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不幹的。我是甚麼都幹。
四年後，我當了工人，也是幹體力活，背鋼材是以噸計。不久，身體各種病就開始出來了。首先是腎絞痛，尿血四個加。檢查尿道結石、腎結石，要動手術。看著那些動手術在痛苦中的人，我沒敢動手術。緊接著心臟病住院。腸胃炎一年四季都拉那種像鼻涕一樣的東西，大把大把的吃藥，當時好一點，一停藥，依然如故。從頭至腳全是病。
一場小小的闌尾手術，在手術台上就八個多小時，住院四十多天，還把縫合的刀口打開，讓膿流出來，沒好，就讓我出院，後痛了幾個月，才能行動自如，但是還經常有痛和不舒服的感覺。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情緒低落，不知這條路怎樣走下去。我告訴自己我現在的忍耐都是為了女兒，我要把她養大，等她能夠自立了，我就出家去，到深山老林裏去，人生真的太苦了。
一九九四年，我的鼻子，已經是一點也不通了，只能張嘴呼吸，流膿、流血。有人叫我去學氣功，就這樣，我去學氣功，很幸運的是，我碰到了法輪功，法輪功的師父說法輪功是佛法修煉，我心裏想這不就是自己到處尋找的佛法嗎？心想真善忍好，修煉那當然修了。
從法輪功的學習班回家時間不長，就感覺無病一身輕，騎自行車帶人上坡，像被人推上來的。一天晚上上班，要把六噸溴化鋰溶液給灌到機器裏去。一般是要幾個小夥子忙乎半天的，我到那，還沒人來上班，科長來了做準備工作，我就三下五除二，把溴化鋰溶液全給灌到機器裡去了。科長呆呆的看了我半天，才說：“這是你灌進去的？”他好像不相信，這就我們倆人，說：“你今晚休息。”
在工作中，修煉法輪功給我的智慧，很多疑難問題都能解決。比如，湖南岳陽一家台灣人開的公司，機器安裝後，一直不能使用，當時的工程師、湖南大學的教授（單位聘請在我科室的負責人）無法解決此問題。對方準備向法院起訴，眼看直接經濟損失就是幾十萬，其它損失不可估量。
這樣，單位把我派到嶽陽，到那兒，沈教授給我大概講一下，他人就走了。其他人對我也都是不屑一顧，懷疑我能否解決問題。我說: 四個小時後，給你們答覆。四個小時後，他們全來了，我說：“你們開機。”他們沒有一個相信的，說：“不可能，我們要做三十六小時全套測量。我們做好了全部準備，把你們告上法庭。”三天後，他們把我請去吃飯說：“你這樣的人怎麼能給他們幹活？在岳陽你就是名人了，我們可以給你高工資。”
在那幾年裏，很多單位用高工資請我去工作。在被迫害中，在勞教所、在洗腦班，都有人問過我，你怎麼有那麼高的悟性，你太划不來了，你要是不煉法輪功，你可以賺多少錢。我說：“我太划得來了，因為法輪功，我才有健康的身體，因為法輪功，我才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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