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立場案」踏入第三十六天審判，控方代表伍淑娟指署名Cantopop3000 寫的網誌文章〈卡夫卡式香港〉涉煽動，理由是作者將「国安法」下的香港跟卡夫卡名著《審判》類比，會令人憎恨「国安法」。
伍淑娟從文中舉出一句話：「香港人一覺醒來，莫名其妙地要面對秘密警察、秘密審判、秘密罪名，所有東西都是神秘莫測，不知就裏就死在獄中。」伍淑娟質疑文章內容憑空想像，「睇嚟睇去都唔知咩係秘密警察。」
鍾沛權很有耐性地解釋，作者想借著名文學作品，比喻香港會出現荒誕、令人恐懼的事。但伍淑娟仍一再表示「我都唔明」、「我都係唔明要表達啲咩」，結果鍾只能回應：「明就明，睇完唔明都冇計。」據網媒報道，此時旁聽席傳來訕笑聲。一個文盲看不懂莎士比亞，難道就可以指控莎士比亞「煽動」嗎？
其實早在2015年三月，「佔中」結束不久，我已在《蘋果日報》專欄借卡夫卡的短篇，暗喻香港法律本質及香港人處境（見附錄〈卡夫卡的香港寓言〉）。那篇文比〈卡夫卡式香港〉早五年寫成，指涉的時事和觀點也不一樣，但單純從文學角度看，以卡夫卡文學世界比照近年香港，絕對貼切。
然而跟伍淑娟談卡夫卡，無疑對牛彈琴。我每天看審訊報道，見到控方的愚蠢提問，幾乎每隔幾句都冷笑一聲。例如《立場》網站有欄目是「香港獨立書店」，伍淑娟居然問：「佢個名叫香港獨立書店，有冇咩意思？」鍾先生解釋「獨立書店」即非大型連鎖經營的書店，伍聞言笑稱：「我 read in too much（過份解讀），一眼就見到香港獨立。」
又如前幾日，伍淑娟把話題扯到大西洋咁遠，提出所謂假設性問題，問鍾沛權在911事件發生後，會否報道拉登等恐怖份子講述發動恐襲的原因。鍾說：「如果拉登會接受訪問，我哋會報道。」伍追問，即使他們講述如何炸世貿，可能影響美國安全，是否依然報道？鍾答，即使不同意恐怖份子的行為，若關乎重大事件、公眾利益，他們仍會記錄下來。
首先我必須指出：把拉登跟香港示威者相提並論，絕對是荒謬可笑的。從另一角度看，伍淑娟的問題也極度愚蠢。她似乎不知道，在2001年11月，即911後兩個月，拉登發布了一段影片，承認發動恐襲，更在片中解釋理由，兼猛烈抨擊美國和聯合國，而美國媒體當時是有報道的。例如CNN節錄了拉登在片中所講的話，還在網站附上影片。CNN有否被美國政府控告「串謀煽動」呢？答案當然是沒有。
由此可見，伍淑娟問這種問題，在正常法庭上，非但入不到被告的罪，反而幫了辯方一個大忙，因為她根本是向鍾沛權提供國際知名媒體的實例，證明《立場》所做的，正是專業新聞從業員的日常工作。但今日香港法庭，檢控官既不知道甚麼是「獨立書店」，又不知道美國媒體在911後報道過拉登發言（這是用google一搜就有的），你覺得這叫「正常」抑或「荒謬」？
今天我特地搜了那篇〈卡夫卡式香港〉來看，發現全文近千字，主要講林夕歌詞和卡夫卡小說，文藝到不得了；至於控方引用的那句所謂煽動的話，原來只有五十多字，佔全文篇幅廿分之一，顯然是作者在「国安法」實施前夕，一時有感而發，表達憂慮而已。
文中所謂「秘密警察、秘密審判、秘密罪名」，若要畫公仔畫出腸解釋，我認為是比喻由逮捕、審判到定罪的過程，都是一種不可理喻、難以窺探究竟的狀況。這種「幻想」有現實基礎嗎？請看看那個甚麼都不明白，卻明白人家在「煽動」的控方，就知道Cantopop3000那句話有幾寫實了。
在一個卡夫卡式法庭，控方借卡夫卡來指控卡夫卡式被告，這種處境，真是比卡夫卡更卡夫卡。
附錄 馮睎乾〈卡夫卡的香港寓言〉
(初刊於2015年3月蘋果日報名采版)
卡夫卡沒寫過香港，香港卻離不開卡夫卡的世界。這位近代大作家在〈法律門前〉（Vor dem Gesetz）講了如下一個小故事：鄉下人在「法律門前」央求守衛放他進去，守衛答道「現在不行，將來或許可以」，又提醒鄉下人說，他只是最低級的門衛，裏頭還有很多重門，門衛一個比一個強，鄉下人想不到事情這樣艱難，聞言後很無奈，只好在門邊「坐住先」。就這樣一坐經年，他無休無止地請求，守衛都只用一些無聊問題來打發他。鄉下人索性將行李中最珍貴的東西都拿來賄賂，守衛照單全收，口中卻說：「我接受，只是要你明白你並沒有忽略甚麼。」依舊禁止進入。鄉下人當初尚能放任地，大聲地詛咒這霉運，但多年後老了，只能對著自己咕咕噥噥，視力又越來越弱，最後更搞不清到底是天黑抑或眼睛出了毛病。在法律的門前，他如此渾渾噩噩地消磨了大半生。
法國人有句老話：「能等待者甚麼都會如願。」（Tout vient à point à qui sait attendre）在卡夫卡的世界顯然是無效的。然而這個故事到底有甚麼深意呢？卡夫卡的寓言像五色舍利，隨人見性，讀者自然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令我最震動的，則是鄉下人那種「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六Ｏ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賽里格曼（Martin Seligman）做了一系列很卡夫卡的動物實驗：他給一群狗繫上索帶，分三組，第一組很快獲釋，第二組被輕微電擊致痛，但只要牠們按下槓桿，電流便會中斷，第三組同樣被電擊，按槓桿也停不了，直到第二組按下為止。結果，第一二組沒甚麼大礙，第三組狗則得了抑鬱症。
賽里格曼繼而做另一場實驗：將那三組狗放入箱子，當中有一塊矮隔板，把箱子切半，當狗遭受電擊時，只要跳過隔板就會安全。結果，首兩組狗一觸電即跨過隔板逃走，而第三組儘管也有能力脫困，卻依然選擇趴在原處被電。原來在之前的實驗中，第三組狗不論如何掙扎還是躲不了電刑，於是學懂了「做甚麼都沒有用」（即所謂習得性無助），「萬般帶不走，只有電隨身」，結果第二回實驗時，明明能逃跑也不再嘗試，只心甘情願的忍受折磨。
賽里格曼的狗，不就是卡夫卡故事的鄉下人嗎？他儘管曾苦苦哀求，默默期待，甚至散盡家財，但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門衛拒絕。他慢慢對自己的無助死了心，甚至樂得這無助的處境──他不必再為命運負責了──否則早該一走了之，要不然就用別的法子闖進去，而不是躺在門前直到老死，任萬事成空。
守衛最後告訴鄉下人，這道門其實只為他一個而設，其他人永不會由此進出。對，不是也有一套特殊法律只為香港而設嗎？然而那法律大門即使常開，恐怕也同樣不會讓大家入內。◇（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馮睎乾，作家，在多家媒體任專欄作家。 www.patreon.com/sefi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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