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圍城」事件發生一周年,原安排在香港理工大學校園放映的紀錄片《理大圍城》遭到打壓,學校不但表示會收回學生會場地使用及管理權,還提出對相關負責人作出處分。一部展現歷史印記的影片,蒐集了眾人在艱難的環境下珍貴的鏡頭,為何令電檢處將電影評為三級,在電影開頭加插警告說明內容或涉刑事,播放場地頻頻遭受阻撓?那麼近的事件,卻似乎與它有著那麼遠的距離。

《理大圍城》影片中的最後一個畫面,成為「理大圍城」最好的詮釋:銀色的急救保暖毯在紅色封鎖線中飛舞,渴望逃出圍城,卻無法突破封鎖,那種無力感以一種形象化的形式展現在觀眾面前。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是否還有另一種出路?

以平實的敘述手法 講述被困理大點滴

去年11月13日,示威者發起的「晨曦行動」,號召民眾罷工、罷課、罷市,並繼續癱瘓交通系統。理大位於交通要道紅磡海底隧道的交界處,當日爆發嚴重衝突,紅磡收費亭被縱火,當警方驅散人群時,大批抗爭者退入大學校園,學校暫停運作,11月17日,警方徹底包圍封鎖校園,以拉鋸戰和心理戰的形式消耗被困其中人士的精力。

和一般紀錄片有一個特定主角的呈現方式不同,《理大圍城》所表現的是深陷校園的抗爭者群像,電影的鏡頭以時間為序推進,主要以抗爭者的視角回顧整個事件的始末,將這場反修例運動最驚心動魄衝突中抗爭者的心理掙扎展現在觀眾面前。

當警方的封鎖線拉起,從任何一個角落離開,若被發現都會被控暴動罪,留在校園內物資缺乏,抗爭者多次衝破封鎖線未果,他們被困校園內,究竟是走還是留,不同的聲音此起彼落。

整部電影的敘事手法十分平實,儘量以現場的聲音引導觀眾進入事件。被困者拿著喇叭與警方對話,私下商量如何突破封鎖;當校長前來接學生時,其間的內心掙扎,在模糊了每一個出現在鏡頭前抗爭者的面孔後,聲音就成為了影片重要的聯繫,各類情感透過聲音都可以切身體會。不需要任何畫外音評價,觀眾只需靜靜地聽,自己去判斷,感受被困者最真實的一面。可能是痛苦,可能是暴躁,可能仍懷希望,人性中的善與惡,都在這場「戰役」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最困難的選擇

整部電影圍繞「留」與「走」的衝突,不少關鍵對話都因此而展開。電影的高潮為一批中學校長與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走入校園,稱已經與警方交涉,並單獨與每一個學生聯絡,只要提供身份證,就可以送學生回家。電影中抗爭者和校長的對話,語氣中充滿了擔憂和掙扎,這班未成年的孩子所經受的壓力與痛苦,或許是他們一輩子都無法忘卻的陰影。究竟是要在這一刻回家,或許同樣會面對暴動罪的指控,還是留守在校園,堅守到最後看到曙光的一天?

鏡頭下所表現出的緊張氣氛、恐懼和無力感,或是被圍困在紅牆中人們的最真實表現。「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想探討的,不僅僅侷限在「理大圍城」這個事件,紅磚高牆下人們的群像,其實影射著當今香港的現狀。香港人在極權統治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被困者、抗爭者,無人能置身事外。等待、躲藏還是離開,希望在何方,是給每一個人最沉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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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檢處寄回來的《理大圍城》電影DVD,是一堆光碟碎片。而紅色磚牆內一個個年輕人的身影,堆積如山的雨傘和物資,校園牆上曾經留下的字句……發生過的事情永遠抹不走。《理大圍城》背後的歷史意義,已經遠遠大於電影本身的剪輯,究竟,我們應該以甚麼形式將這段歷史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