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太古城街坊組成的「太古同怒人」籌辦放映會,於10月31日在香港藝術中心連放《十年》、《地厚天高》及《理大圍城》3部電影。

「理大保衛戰」(又稱理大圍城)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最驚心動魄的衝突。事件將近一周年,日前,記錄該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入圍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競賽部份。

近年來,本土議題鮮少在戲院獲得放映,但街坊對本土電影的支持和熱度一直未褪。「縱然前路難行,亦要無愧前行」,社區團體「太古同怒人」本著這一信念籌辦放映會,並邀請多名嘉賓出席分享會,探討香港電影的未來發展。

潘達培:香港人的故事香港人自己講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潘達培分享說,「港版國安法」上路之後,再度觀看《理大圍城》,感覺原來要看一部電影,都已與以往不同,但仍未去到如同中國大陸的地步。他說,大陸的紀錄片工作者如果要播放一部「真紀錄片」,會遭遇停電,會無法播放。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潘達培(左)分享觀後感。(曾蓮/大紀元)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潘達培(左)分享觀後感。(曾蓮/大紀元)

潘達培說:「有人睇就有人拍!」他已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為這個時代做一個記錄,更需要朋友幫忙傳播,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潘達培指,以往香港的紀錄片如要在國際上映,須符合「外國的眼光」,但今次的《理大圍城》能夠入圍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是向國際呈現香港人眼中的香港,香港人的故事香港人自己講!足以證明香港紀錄片的時代價值。

發行商「影意志」的藝術總監崔允信。(曾蓮/大紀元)
發行商「影意志」的藝術總監崔允信。(曾蓮/大紀元)

發行商「影意志」的藝術總監崔允信表示,雖然在申請放映的過程中,收到商業戲院的拒絕,但作為電影人是理解的,唯有不停地去尋找平台放映。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性質適合大家一起看並有所討論,起碼在目前的環境下讓自己的心靈沉澱下來。《理大圍城》這部影片本身在香港放映是合理合法的,觀眾不需擔心,並且影片入圍國際電影節,亦是在藝術上給予其肯定,所以會堅持下去。

作家鄧小樺亦以視像對話形式參與分享會,她提及,去年發生「理大保衛戰」事件時她身處校園,現場一片混亂,這部電影令她看到了更多自己沒有關注到的片段,以一個全面的視角展示整個事件的始末。在影片的最後表現出年輕人的情緒,那種感受非常真實,也令人心痛。

雖然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執導的紀錄片《理大圍城》在上映前2小時被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處(電檢處)評為三級片,然而影片在國際獲得認可。日前,該片已入圍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競賽部份。

香港理工大學如今周邊被圍上水馬,戒備森嚴,出入都需登記。(曾蓮/大紀元)
香港理工大學如今周邊被圍上水馬,戒備森嚴,出入都需登記。(曾蓮/大紀元)

《十年》:不想見到的未來

《十年》一片由《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和《本地蛋》5個短篇故事組成。該片監製兼《本地蛋》導演伍嘉良通過視像對話參與分享會,表示如同當年宣傳時所講,《十年》所表達的是「一個不想見到的未來」。而相對於2019年發生的事情,《十年》的劇情已經過時(Outdated)。他笑言,中共要多謝團隊,《十年》是幫中共漂白,因為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要比劇情嚴重好多。

《浮瓜》導演郭臻在現場感慨,今次的放映會是「自己電影自己放」。對於《十年》的創作,他表示,因為當年在創作影片時,對「一國兩制」已無幻想,創作時也並非寫10年之後,而是一個接近未來(Near Future)的概念。影片在當下仍然具有意義,即面對現實,當下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十年》導演之一周冠威表示,5年前拍《自焚者》時,是在經歷「雨傘運動」的情緒下拍攝,當時心裏是十分絕望的;當時希望在絕望中,通過電影創作療癒自己,讓自己心存盼望,也希望通過電影幫助觀眾。如果過去拍攝的心情是絕望比盼望多,在經歷過反送中運動之後,再看《十年》,這一刻是盼望多過絕望。因為過去1年,抗爭者身上人性的光輝,令其感受到很大的力量。如果再拍,可能力量會更大。

「太古同怒人」此次邀請到3部電影的導演、監製、發行人、學者、名人等多位嘉賓出席分享會。《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十年》監製蔡廉明、《冬蟬》導演黃飛鵬、節目主持人曾志豪、演員王宗堯、歌手阮民安、Tommy、Chickeeduck老闆周小龍、守護孩子成員陳伯及社工陳虹秀均在現場作分享。身居海外的《方言》導演歐文傑、《本地蛋》導演兼《十年》監製伍嘉良以及作家鄧小樺亦以視像對話形式參與。

活動籌委之一Iris表示,今次活動反應十分熱烈,3場共180張門票在15分鐘內便全部售馨。據悉,今次放映會門票收益扣除租場支出後,將全數捐至發行商「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