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蕭山區為有效管控鄉村，推出「工分寶」數字治理模式。評論表示，在整個經濟大環境不好的情況下，中共引入早前農村的「工分制」，與現代網絡控制技術相結合，達到控制人員流動，同時對村民進行洗腦和思想管控的目的。

《杭州日報》8月11日報道，9日上午，蕭山區戴村鎮佛山村和大石蓋村舉行了「戴村工分寶」上線動員會。報道說，自2019年7月在大石蓋村開展試點以來，戴村鎮的映山紅鄉村數字治理計劃進入了2.0時代，升級為「戴村工分寶」，並擴展到佛山村。

所謂「工分寶」，源自農村早前的「掙工分」，它是微信裏的一個小程序，用工分和信用值為底層數據，記錄村民參與的各項活動。每個註冊「工分寶」的用戶，都可通過參與鎮、村發佈的各項活動來賺取工分和提高信用值，而工分可折算成現金在村裏使用，參與越多，最後得到的收益也就越高。

「工分寶」設計的活動內容包括初心課堂、平安學堂、鄉賢講堂、平安家庭、志願服務、生產勞動、公共事務、文體活動、榮譽申報等。

而信用分以工分為依托，並納入政府管理的工商稅務、權屬登記和戶籍等信息，參考銀行、保險、電商等第三方數據，建立基於失德失信、治安違法、行政處分等行為和結果的負面清單。信用分通過演算法動態管理，應用於村民的經濟發展，包括推薦就業、社工和小微工程發包、小額貸款等和社會發展，包括入黨、入學、入伍、評比和後備幹部選拔等。

報道說，註冊「工分寶」的用戶必須是實名登錄，而沒有智能手機的村民，會得到一個集村民個人專屬二維碼、個人信息和親情號碼在內的〈工分卡〉，通過掃碼同樣可以參加活動和兌現工分。

對當局在鄉村推出「工分寶」，浙江杭州的魏先生對《大紀元》表示，現在整個大環境經濟不好，當局要搞內循環，杭州蕭山搞個試點，可能想要回歸到以前60 、70年代工分制的時代，以這種形式達到控制人員流動的目的。

「杭州蕭山鄉鎮企業很多，是鄉鎮企業重鎮，但是現在，由於整個大環境不好，包括貿易、出口都在下降，私有企業、民營企業全都在倒閉，很多人回到自己的老家鄉村，搞這個『工分寶』，目的是想控制流動，把這些人再組織起來，恢復到60 、70年代計厘米的形式，對失業農民進行控制。」

「與網上信用掛鉤，目的還是促使農民去按照當局的意圖去做，如果不去做，就說這個人沒信用，連工作績效也被視為信用來評比。」魏先生說，但我認為還是為了宣傳，「停留在形式上的，沒有實際效果。

大陸經濟學者何軍樵對《大紀元》表示，「工分寶」是為了鄉村治理搞出來的，「它把以前農村的工分制和騰訊QQ登錄積分制相結合，給你一些虛幻的特權，並不是回歸改革前農村生產隊的工分模式，只是採用這個名稱，通過互聯網，用有償的形式對農村居民進行綜合治理，達到管控的目的。」

「比如，參加了村裏組織的活動讀黨刊黨報，或習近平思想學習等獲得積分，包括填一些計劃生育的問卷等等得到不同的分值，每個月最高分值是100分，最後換成錢。即通過有償的形式對村民的思想、行為，包括積極參與政府的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也包括洗腦。」

目前一分等於多少錢還不知道，何軍樵說，問題是到底能給多少錢，「如果說沒有多少錢，慢慢興趣就會下來，所以，效果有多大，有待觀察。」

何軍樵認為「工分寶」的信用體系不是通常理解的信用，「不是欠款不欠款的問題，它是屬於黨的標準的信用，真正的目的是進行行為控制和思想改造。」

所以，在網絡上看到的很多這種行動其實都是組織的，沒有私人搞的，「比如拿著毛像遊行、唱紅歌等都是政府組織的，是給錢的，舉毛像遊行給兩代大米、唱紅歌一次獎勵一件衣服等。現在就是在自欺欺人。」

何軍樵表示，在中國地方政府專門有一批體制內幹部在挖空心思、想辦法搞各種各樣的治理，「在現在的形勢下，當局在想一些辦法，利用微信等互聯網形式儘量多控制人，搞得最成功的就是監控鏡頭，全中國各地方各小區全是監控器，人均每人十幾個監控器，成本代價很大，可社會治安案件沒有下降。」

今年2月中共病毒疫情期間，杭州與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寶合作率先推出「健康碼」，該碼被人權觀察組織研究員認為是「中國開展大規模監控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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