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好幾位大陸老友不約而同,都向我表達他們的關心,曰:聽說香港暴亂,千萬珍重,注意自己的安全健康為要。

我對他們的關心毫不領情,一概答之以:且不說即使在太平盛世,只顧自已安危也只是豬,而不是人的生存方式, 現今周圍有這麼多人,為爭民主保自由而前仆後繼,我卻只顧保自己安康吃好喝好睡好,還是個人嗎?

這話也許有點偏激,但的確是我的心聲。

我想起大陸作家蕭乾的以下之語,當他回憶自己的文革遭遇時,他說:「知識份子在新中國得個善終可真不易。因為我聽到看到那麼多科學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樓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陣子我成天都在琢磨著自己怎麼死法。關牛棚時,每上廁所總勘察在哪裏上吊牢。 」

50年代初,蕭乾從海外來歸「新中國」,一來就碰上鎮反運動,又驚又懼之餘,他自恃好歹是個名人,且一向愛國愛黨,便想作個民,只要沒整到自己頭上,就「得縮時且縮」。隨之而來的肅反、三反、五反、反胡風等運動,他都取明哲保身態度,發言著文擁護,在街上碰到可能有問題的老友,甚至裝不認識,免遭牽連。誰知,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反右運動中,他還是中了招,遭批鬥,被勞改。文革中,更和幾乎所有大陸知識份子一起變成牛鬼蛇神,落入萬劫不復之淵。

我們現在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共吞食香港民主的步步緊逼中,假如我們都保持沉默,馬照跑、舞照跳,只要暫時沒影響自己的吃喝拉撒,就裝聾作啞不聞不問,那就總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自己連上吊都找不著地方。

我看《耳語者》和《一個德國人的自白》這些反極權統治的書,最令我驚懼的,倒不是死難者數以千萬計的龐大數字,而是那些死難者中,有那麼多的人,在他們的親人朋友被迫害被打殺時,一直扮演啞忍、甚至幫兇的角色 。只要秘密警察的腳步聲是往鄰家去了,他們就保持沉默;然後那腳步聲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家裏了,他們仍然沉默。終於那腳步聲停在自家門前,輪到自己的父母夫妻等被抓捕被打殺了,他們還是沉默,以為馴服便能換取一時的安全。這樣,等到他們發現自己也成了犧牲者時,已沒人可為他們發聲了,四周聽得見的,就只有黨衛軍的鐵蹄聲。

所以趁著我們還能掙扎,趁著我們還沒被放到砧板上,就要拚死一摶,就算是魚死網破,總有一些小魚小蝦能衝脫網羅。人固有一死,或死得像個人,或死得像條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