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9月19日C2版)

財閥之秋

中國的菁英很清楚這些情況,也預期混亂將來到,對中國金融崩潰的預期心理驅動史上最洶湧的一波資金外流潮。中共的法律禁止人民每年匯出超過5萬美元到國外,但把現金透過合法或非法手段弄出國的技巧很多。一些技巧很直接,就把現金塞進行李箱登上出國的飛機。2012年《華爾街日報》報道:「今年6月,一名飛抵溫哥華機場的中國男人攜帶了約17萬7,500美元的現金——主要是美元或加幣百元大鈔,塞在他的皮夾、口袋,還有藏在行李箱的襯裏……發現這些現金的加拿大邊境官員說,這名男子告訴他攜帶這些錢準備用來買房子和汽車。他帶著現金離開機場,只支付了罰款。」

另一個例子是,一名中國釀酒業億萬富豪從上海搭機抵達澳洲悉尼,開一小時車到鄉間參觀一座葡萄園,當場出價3,000萬美元買下那座酒莊,然後又以同樣匆忙的速度返回上海。其它資金外逃的技術較複雜,但同樣有效。一個廣受喜好的方法是與貪腐的澳門賭場業主打好關係。出手闊綽的中國賭客可憑銀行賬戶擔保獲信用額度。這位賭客可以故意在貴賓室假裝的豪賭牌局中輸掉一筆巨款項。賭債很快透過賭客在中國的銀行賬戶簽賬支付。這種轉移並未被計算在每年匯出外國金融的限制,因它被當作合法的支付。這位「不幸的」賭客日後再從貪腐賭場業主要回現金,並支付洗錢服務的佣金。

更巨額的金錢可透過虛報發票金額的出口和進口而挪移至外國,譬如一位中國傢俬製造商可在巴拿馬等避險天堂設立空殼經銷公司,假設每件傢俬正常的出口價格是200美元,這位製造商可低報發票金額給巴拿馬公司,只收每件100美元。巴拿馬公司可以把貨物以每件200美元轉賣給正常的經銷管道,如此可從低報發票金額得到每件100美元的「利得」,並留在巴拿馬。如果經銷的傢俬有數百萬件,累積在巴拿馬的「假利得」可能高達數億美元,若不用發票造假手段,這些錢應該匯到中國。

中國菁英的資金外逃,只是菁英與平民階級所得不均這個大問題的一部份。在都市地區,頂層1%家庭的所得,是所有都市家庭平均的24倍。就全國來說,頂層1%和平均家庭的所得差距更達30倍。這麼大的貧富差距還是官方公佈的數字,若將隱藏的收入和資金外逃算進去,差距更大。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和美國加州大學戴德偉分校經濟學家胡永泰就說,若計算「隱藏所得」(包括以不正當手段獲利的未申報所得),中國最富10%家庭的所得,是最貧窮10%家庭的65倍。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國專家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貪腐、循私舞弊和所得分配如此的不均,以致社會的情況類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整體的金融、社會和政治不穩定如此嚴重,已對中共的繼續統治構成威脅。

中共官員雖然知道問題嚴重,但堅稱已採取修正措施,且以中國經濟的整體規模和活躍成長來看,這些問題都可控制。不過,已開發和新興市場在過去30年來發生的崩潰與恐慌歷史斑斑可考,中共領導人對他們避免金融災難的能力不能過於樂觀。國有企業、銀行業、政府和儲蓄的民眾規模如此龐大,且彼此緊密交織,製造出的複雜體系已瀕於臨界狀態,只待一點星火就能觸發燎原火勢。中共領導階層面對的更大問題是,無法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再調整過程中避免成長大幅下滑。此種成長下滑就是大家擔心的硬著陸,是中共和全世界都還沒做好準備的事。

要了解中國面臨的再調整挑戰,必須重新檢討中國對基礎建設的偏愛,中國的過度投資證據不只是報道的巨大火車站和空蕩的新城市。IMF曾對中國的投資作了一次嚴格的分析研究,並與36個開發中經濟體作比較,其中包括14個亞洲經濟體,結論是:中國的投資高得離譜,投資佔GDP的比率,可能比經濟基本面應有的水準高出約10%。

過度投資的責任歸屬很清楚:國銀和國企、親信貸款的貪腐體制,以及處處可見的不良投資。國銀供應低廉的資金給國企,國企則把錢浪擲在過度擴充產能和打造鬼城。更令人不安的是,基礎建設不只浪費,而且無法長期持續。中國現在的每投資1美元產生的經濟產值低於過去,表示邊際報酬率下降,若想在未來幾年保持GDP增長率,需佔GDP超過60%的投資,這不只是消費和投資取捨的問題,家庭儲蓄率在融通未來的投資以增進成長、提升未來消費,這是典型健康的發展模式,但前提是:這是自由市場帶動、人民自發決定的,不是由政府強制的。中共的政府投資驅動模式是不健康的,浪費資源且衍生貪腐、過剩供給、鬼城等大問題。中共的不良投資的確是經濟的負擔,無法在未來換得消費,而中共一直都是以這種模式摧毀財富。

家庭承擔了這種不良投資的成本,因為儲蓄者的銀行存款得到的是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讓國企的貸款只需支付低於市場水準的利息。據IMF估計,約4% GDP的財富由家庭轉至大企業,相當於每年3,000億美元,這也是財富極度不均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國經濟陷入一個循環中:菁英堅持繼續投資,而投資製造低報酬;家庭收入減少,因為財富移轉給這些菁英。若GDP因大量的不良投資而減緩,中共將陷於崩潰的險境,而崩潰已為期不遠。

中國需從投資轉向消費的說法已是陳年老話,美國和中共的決策者多年來已持續討論此問題。重點是:再調整意味著中國的增長率將從近幾年的每年7%再減少。可是,中國可能已來不及達成平順的再調整,畢竟中共的「再調整期」早已經過去了。再調整必須結合提高家庭所得、降低儲蓄率,所得提升的方法包括提高利率以獎勵儲蓄者,以及提高薪資以獎勵工人,但利率和薪資的提高卻會降低企業的獲利,不利寡頭壟斷的權貴。過去10年,中國GDP可歸於薪資的比率從高於50%降到40%,而美國的比率則維持在穩定的55%,消費的情況比這個數字還低,因為中國的薪資增加落於高所得階層,他們增加支出的可能性較低。

人口統計懸崖

另一股比財閥更強大的勢力,正在阻礙消費的增加,那是人口結構的趨勢。年輕的勞工和老年的退休者都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中年勞工則是儲蓄的主力。中國的勞動力現以中年人口為主,不論政策如何改變,中國都將因人口結構而陷於高儲蓄率直到2030年或以後,中國消費不振的危機已無可避免。無獨有偶地,全球著名的預測家、新事業投資者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2014年出版《2014—2019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The Demographic Cliff: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 2014-2019)這本書,也以人口結構的變動剖析現代史上最大的政府驅動型泡沫將崩潰且創下新紀錄,中國房地產市場將崩盤,屆時中國最富裕的10%人口也將隨之跌落谷底,由於多數昂貴的房地產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而他們更支配著中國60%的消費支出。要消化這個過度投資的惡果,可能得花上10年以上的時間,到時候中國又將掉落人口統計趨勢懸崖,中國可能永遠也都無緣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再由GDP的組成因素看,中國在許多方面已被認為瀕臨崩潰。人口結構導致的低薪和高儲蓄已使消費不振;人民幣升值,美元和日圓貶值傷害中國的出口;不良投資和邊際報酬率下滑導致投資減緩。雖然中國經濟暫時獲得投資支撐,但這只是建築在壞賬流沙上的海市蜃樓,中國許多投資的價值十分空虛,正如它製造的空蕩建築。即使這些不良投資的受益者——金融財閥,也像棄船而去的老鼠般慌忙把資金移至國外。

中國應藉提高利率和薪資來提振家庭所得來因應困境,這可協助一般人民,但許多國企將會倒閉,且會遭到金融財閥的頑強抗拒。另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大規模私有化,以釋出創業能量和創造力,但此法不只與財閥利益衝突,也與共黨本身相違背。

Rickards預測,中國未來最多只能達到4%的增長率。若對不良投資持續提供補貼和壓抑薪資,將使壞賬和所得不均更惡化,很可能引發導致社會動亂的金融恐慌,甚至導致革命。中國的外匯存底可能不足以撲滅金融恐慌的火勢,因為這些存底大部份是美元,而美國聯準會(Fed)決定透過通漲讓美元貶值。在財閥掏空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外匯存底也正被Fed掏空,中國的成長奇蹟的結束是毋庸置疑的了!2016年4月出爐的「巴拿馬報告」,中國高官財閥海外藏錢已釀政經風暴。

Rickards評論說,中國不是第一個忽視自身歷史的文明,中央集權製造出複雜性,而一個緊密交織的互惠網絡本身就是個複雜系統。任何部份的小失靈會很快擴散到整體,而沒有防火巷或高山可以阻擋火勢。雖然共產黨視集權為優勢,但集權卻是危險的弱點,因為它讓人對即將來臨的崩潰視而不見。中國已成為新金融財閥的犧牲者,他們一手劫掠儲蓄,另一手將掠奪的戰利品輸送到國外,中國的成長故事還未結束,但它正步向崩潰。更糟的是,它的影響不侷限於中國,而會擴及全球,和1930年代的情況一樣,蕭條將蔓延全球,所有世人都將身受其害。鄧特二世也不約而同提出相同看法,且指出2014~2019年是最嚴重衰退、最深的低谷,台灣所受的衝擊將比世界上多數國家更大,只有南韓受衝擊程度超過台灣。

(五)中共正在毒害全世界

在中國GDP的組成(或貢獻)因素中,除投資(I)和政府支出(G)外,出口(X)是另一個關鍵因素。照理說,中國地大物博,各省之間的交易就能促進經濟增長,但在共黨鐵幕鎖國政策下,中國內部幾無購買力,1978年底放權讓利、改革開放,初期學習以台灣為主的亞洲四小龍「出口導向」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從事「廉價產品」出口,用的是「一切為出口」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儘量壓低生產成本。根據中國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國在2004年時對外貿易額佔GDP的比重已超過70%,2005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9.5%中至少有3%是靠外貿拉動。

不過,四小龍是所謂的淺碟子經濟,在「比較利益原理」發揮下,自然以外貿為重,而且是在自由經濟市場機能的引導下自然發揮,當然符合「資源有效使用」,但中國卻在共產極權主導下進行出口導向,難免落入上文所引克魯明評述「亞洲經濟奇蹟」的迷思,不是講求效率,而是像1950年代的蘇聯,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大量投入且無效率使用。

我們知道,中國最著名的是「人海戰術」,在經濟增長上就是剝削勞工、壓低工資。其後果是造成全球「通貨緊縮」(生產過剩、價格低、品質差),由而引發外國不滿,出現抵制、報復甚至發生暴動,如2004年9月西班牙火燒中國鞋就是一個顯例。那是西班牙東南部城市埃爾切,於該月16、23及24日,接連發生3宗民眾上街示威,抗議中國製造的鞋子大舉侵入西班牙市場,而且還曾演變成火燒中國鞋店暴力事件。報道指出,那是西班牙有史以來首次發生的大規模排華暴力事件。而事件的起源就是「中國鞋傾銷」。

2016年5月18日和25日,哥倫比亞首府波哥大(Bogota)爆發抗議中國商人的大規模遊行,當地民眾不僅砸毀許多中國商家,還威脅要將中國商人驅趕出境。衝突原因是中國商人經商手法不當,使本地商家利益受損。中國商人以高於行情2至3倍價碼租下店舖,再切割成4、5個店面,帶動炒樓致租金上漲,中國店舖販售廉價商品,快速擴增店家數目且非法引進中國人經商,都使本地店舖生意大受打擊。

雖然是發生在西班牙和哥倫比亞,相信全球不少地區民眾心有悽悽焉。2004年9月間,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已高齡89歲的森穆遜(P.A. Samuelson),在「美國經濟學會」(AEA)發行的季刊《經濟觀點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發表論文,以「辯解謊言」(polemical untrutn)指斥當前流行的「外包或委外」(outsourcing)生產方式,而「中國鞋」等廉價商品就是「外包」的成果,對於美國國內的低階勞工造成損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