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9月17日C2版)

六、黨國資本主義下的中國經濟增長

大體而言,自1978年底鄧小平實施「放權讓利」政策,與蘇聯、東歐諸國由共產倒向私產,迄1988年成效卓著,而實際主導者是趙紫陽。由中國1980年代初期流傳甚廣的「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順口溜,已鮮活反應出趙紫陽在經濟事務上的能耐。

(一)趙紫陽擔綱中國經改

1975年趙紫陽出任中央四川省委書記,中國農村由於文革而民生凋敝,趙紫陽採「放鬆」政策,允許農民自行種植經濟作物,恢復家庭副業和自留地,推動「包產到戶」等改革,農民種糧誘因大增,蜀糧年年豐收。趙紫陽推動農村經改獲得中共元老鄧小平等人賞識,在1980年代出任國務院總理,與同樣開明著稱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形成在鄧小平主導下的「胡趙體制」,大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大致上,經改由趙紫陽擔綱,他將在四川實施成功的改革開放用於整體經濟。

簡言之,趙紫陽的改革就是走向「私產體制」,但由公產到私產並非一蹴可及,不論是理論、觀念的建立和傳佈,或是實際上眾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攔,都是重大課題,而趙紫陽又只有中學教育程度,且活在共產體制裏,更讓人懷疑其是否真有能力擔任改革的重責大任。不過,如上文所言,由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民教授1988年9月19日下午,在全球著名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陪同下和趙紫陽對談兩小時之後的評述,可知趙紫陽的確明白中國經濟的情況及如何改進,但在共產黨最高權力的掌控下卻碰到困難,而經濟自由化有成效之後,引發對政治自由的需求,終於爆發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坦克輾壓學生,血流成河,趙紫陽被削權、軟禁,中國的民主化功虧一簣,經濟改革也受阻,更慘的是,六四鎮壓引發全球公憤,各國紛紛祭出經濟制裁,使原本遭遇改革困頓的中國經濟更雪上加霜。不過,當時台灣經濟過熱,金融資產泡沫,勞力全面短缺,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產業轉型急迫,中國提供充沛勞力、土地加上其它政策誘因,於是台商如潮水般流向中國。我在1990年3月28日發表的〈為一絲希望而寫〉這篇文章,這樣寫著:

「這幾年,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甚麼都沒有;我們步向天堂,我們走向地獄。』時常被朋友們朗誦著。兩年前,強人時代結束時,一般人是滿懷希望期待最好時代的來臨,然而,一晃眼,兩年消逝了,我們的社會卻變化著令人痛心疾首,投機、貪婪無所不在,治安敗壞,暴力事件無日無之。於是,原本意氣風發者沉寂了,滿懷希望者失望了,自我放逐者增加了,整裝出走者也絡繹於途了。

記得1985年5月30日,香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張五常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做〈為一絲希望而寫〉,他是中國實施經改5年之後,當一些實地考察過中國的人士都對其前景極度灰心失意時所寫的,他說: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我沒理由懷疑中國大陸的主要執政者需要大事改革的誠意,……。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著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議?』他又說:『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200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中國的希望不大,但200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張教授寫的是中國,但拿之來看今天的台灣,也同樣適用,雖然我不具有張教授那般深厚的經濟學理功力,也沒有他的遠見,但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關切之情應該遠甚於張教授之於中國,何況台灣的條件又遠優於中國,我當然更加急切的對台灣有所盼望,而『不樂觀,從何建議?』……

……不可否認的,台灣人民的福祉還是寄託於經濟進步,而台灣之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靠的也是經濟發展;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未來還更應是如此。那麼,經濟發展靠的是甚麼?是產業的發展和其結構的不斷演變,經由生產力的持續提升,人民的就業和所得也都增加了。產業演進雖由農業到工業及服務業,而在比例上服務業終會佔上風,但基本的生產事業仍然是靈魂,雖然其產值和就業之比重會隨經濟的演進而下降,但絕對值還是會持續上升,而且生產方式也由勞動密集趨向資本和技術密集。這樣子的演進既不會有產業空洞化,也不會有失業的出現。當然,不求上進業者是會被淘汰出局,或是向外移動的。

考諸台灣的發展過程,的確符合此種情況,而迄1987年明顯出現的『勞工短缺』及『外籍勞工』現象,更印證了這種演進結果。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年來,『表面上』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自力救濟層出不窮,導致社會脫序,加上眾多民眾追求金錢遊戲,人心受到腐蝕,社會風氣敗壞。此外,更因為海防疏漏導致黑槍氾濫,以及警力質素低落和力量的誤用,於是治安快速惡化了。

在人人自危,連一般人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的威脅時,你想,必須投下巨資的業者豈不更為憂心?何況已到必須從事投資回收期較長、風險性較高事業之際,怎能不會躊躇不前呢?這個時候,如果別的地區也開始發展經濟,又提供更優惠的條件時,原先在台灣必須轉型的業者哪裏不會趨之若鶩呢?事也真巧,這幾年世界各地掀起一片開放熱潮,所以,在台灣內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配合下,台灣的業者就大批的外流了。」

(二)台商西進填補中國的投資

雖然到中國投資的風險大,但生產成本極低和人力、土地資源的致命吸引力,讓台商蜂擁西進,而台灣內部的「產業空洞化」憂慮普遍瀰漫。就在外力(特別是台商)挹注下,中國並且拷貝台灣經濟奇蹟的發展方式,以加工出口特區的方式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快速成長起來。

除了台商大舉西進的幫忙外,值得再強調的是,1992年「法輪大法」開始在中國洪傳,中國人民爭先恐後地學練,數年間人數竟上億,修煉者凡事向內找並將所從事的工作努力做到最好,實現「真善忍」,化戾氣為祥和,也將下崗者所可能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化解。

中國經濟增長率造假一直都沸沸揚揚,由「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順口溜或可見一斑,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全球經濟一片淒涼,唯獨中國一枝獨秀地平均每年維持7%的增長率,但Thomas Rawski教授在2001年為文質疑。中共官方公佈從1998年到2001年的累積實質經濟增長率為34.5%,Rawski認為有高估之嫌,他比較了這段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就業,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的趨勢,並參考日本、台灣、南韓,以及中國本身過去發展的模式,認為中國這段期間的實質經濟增長率,應該是介於0.4%到11.4%之間。其實,中共總理李克強自己就有所謂的「李克強指數」(先是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新增銀行貸款;2015年又改為社會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3項),看來他也並不相信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呢!

關於GDP及經濟增長率的造假,並非中共獨有,英國經濟學家Diane Coyle在2014年出版的《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一書中,一開頭〈引言〉就說了個真實故事:2010年下半年, Andreas Georgiou從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空降,出任新成立的希臘官方統計局(Elstat)局長,幾星期後,他的電子郵件遭到黑客攻擊,幾個月後,新近遭到裁員的舊統計局理事指控他違反希臘國家利益。檢方後來在造成希臘人意見嚴重分歧的一個案子裏,指控他玩忽職守,偽造官方資料等重罪。Georgiou的罪名是:試圖提出與希臘經濟有關的精確統計。特別是在統計官員承政客之命,粉飾統計數字幾十年後,他的做法真是可能替自己招來牢獄之災。這個案子關係重大,因為歐盟是否撥付紓困資金,救援希臘政府,防止希臘經濟崩潰,取決於希臘是否達成刪減政府支出與借貸的目標。該目標是以預算赤字GDP的比率表示。

Georgiou獲得任命前不久,歐盟執行委員會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出,希臘已經篡改數字多年。這一年稍早,希臘國家統計服務局(新統計局的前身)局長在多少有點絕望之餘,跟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聯絡,「宣稱官方干預數字的提供」。這份報告斷定,希臘多次誤報統計數字。就是懷疑希臘提供的數字造假,IMF和歐盟執委會要借給希臘紓困基金時,才派任Georgiou創建新的統計機構,作為條件之一。Georgiou遭到背叛國家利益的指控後說:「我因為不做假賬,而遭到起訴。」

連希臘這種自由民主先進國都會假造GDP數字,中共這個統計技術落後和後進發展的國家的統計數字之可信度就不用多說了。不過,雖然數字造假嚴重,但中國經改開小門讓經濟自由,其經濟會快速成長卻是毋庸置疑的。

(三)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在1979年以前,中共根據「鐵飯碗」的原則運作,領導階層不承諾高成長,就業或機會,而是承諾足夠的糧食和生活基本需求。集體農場奴工和中央計劃便足以履行這些承諾,但也只能如此。穩定是目標,成長只是難以企及的理想。

自1978年底開始,鄧小平打破「鐵飯碗」,以追求成長的經濟取代。承諾人民自求多福的機會,不再保證糧食和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當時的經濟完全稱不上自由市場而且共產黨也沒放鬆管制。不過,國內企業和外國買家總算可以利用廉價勞工和進口技術,在種類繁多的可貿易製造業產品上創造比較利益或比較優勢。

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就這樣創造出來,中國的GDP從1979年的2,630億美元,到1990年增為4,040億美元,迄2000年再提高為1.2兆美元,到2011年更攀升至7.2兆美元,在30年間增加了27倍,以此數字來看,成績著實十分驚人。依此趨勢,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GDP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強權,也將恢復久遠之前的明朝時代之地位。

不過,推論很少能正確指引未來,這樣的預測看看聽聽就好。就各地區的發展經驗,從未發展開始,就像從無到有,亦即基期很低,由這種成長過程可以得知,中國的高經濟增長完全稱不上奇蹟。如果以像新加坡、台灣和日本採取的合理政策取代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國的高經濟增長可能提前幾十年發生。但由一些分析和檢驗,已讓許多人質疑,中國是否能繼續以飛快的速度成長。

GDP可以化約成平均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力的乘積,其成長(即經濟增長)動態過程,很容易隨著生產因素的使用和耗竭而改變,不論是變好或變壞。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明(Paul Krugman),在1994年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亞洲經濟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就明白指出,共產國家成長快速係奠基於生產要素投入的擴增,而非生產力的提升或技術進步。該文因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將趨緩而備受批評,但後來證明是先見之明。

克魯明就是以「勞動力和生產力的增加來促進經濟增長」這個根本原則來推論:如果勞動力增加停滯、生產力也維持不變,GDP也將不變,經濟也就沒有成長。勞動力的增加係由人口結構和教育來驅動,而生產力則由資本和技術來驅動。

1980年,中國經濟擁有充沛的勞動力和外國資金的流入,其結果不難預測。勞動力有賴從提高識字率出發的教育,以及更高階的科技和職業技術的發展來提升質素。中國在1980年的農民超過5億,農民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轉為工廠工人,需要住宅和運輸基礎設施之配合,這需要時間,而這種過程在1980年已經啟動。

勞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湧入城市,資本也動員起來,因而勞動生產力提升。資金來自外國私人投資(台商扮要角)、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以及中國的國內儲蓄,資金很快被轉成機器設備、廠房和基礎設施。

克魯明指出,勞動和資本這兩種生產因素的投入模式是兩面刃。當這些因素很充沛時,成長可能很快,但不足時會發生甚麼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當勞動和資本投入減緩時,成長也同步減緩。克魯明的分析對學界和政策制訂者來說是常識,但美國華爾街的啦啦隊和媒體所知不多。那些認定久遠的未來仍會快速成長的推測,忽略了生產因素終究會耗費、減緩。

舉例來說,5個工人以手工組裝產品,可以製造一個特定的產量。如果有5個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農民,加入該工廠工作,並用同樣的手工組裝技術,那麼產量將加倍。若廠商買進機器,以自動組裝取代手工組裝,而後訓練工人操作機器,如果每部機器的產量是手工組裝的兩倍,而每個工人都有一部機器,產量將再增加一倍。在此例中,工廠的產品量增加了400%,先是勞動力倍增,而後是自動化生產再增一倍。這不是奇蹟,而是簡單明瞭的勞動力和生產力擴增的過程。

不過,此過程有其極限,到最後,由農村來的新工人將不再有,即使有新工人,利用資本的能力將受到實體或財務上的限制。如果每個工人都有一部機器,而同一時間只能操作一部機器,此時再增加機器也無法增加生產。經濟發展比這個例子複雜多多,有許多因素會影響成長的過程,但減少投入會導致成長減緩的基本原因,卻是無法規避的。

投資銀行家James Rickards在2014年出版的《下一波全球貨幣大崩潰》(The Death of Money: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書中,就用這個理論以專章來剖析中國的經濟增長。他認為到2014年中國經濟已到停滯階段,雖不表示成長會停止,但會減速到一個可以持久穩定的水準。中共在1978年實施一胎化政策,直到不久前還鼓勵墮胎和殺女嬰,以致陷入人口陷阱。中國的人口成長從35年前開始減緩,影響了現今的成年勞動力比率,如IMF的報告所言:「中國正面臨人口結構的大轉變,將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前景造成深遠影響。在幾年內,工作年齡人口將達歷史高峰,然後急劇下滑。年齡介於20至39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核心,已開始萎縮。在此情況下,龐大低成本勞工的供應,也就是中國成長模式的主要引擎,將不復見,並可能對中國內外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當勞動力趨於停滯後,技術將成為推動成長的唯一驅力。美國也面對人口結構的不利情勢,主因是出生率下降,但美國勞動力仍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部份歸功於移民,而且美國有科技優勢作為加速成長的潛力。中共雖然模仿既有科技上很成功,但尚未證明有能力發明新技術。勞動力和科技是促進成長的雙引擎,在中國都早已開始減速,而且報酬遞減也早就出現。

不過,中共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每年中國經濟仍以超過7%的速度成長(2016年第二季己降至6.7%),應如何解釋?除了懷疑數字造假外,Rickards由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支出面剖析。根據凱因斯所得恆等式,GDP=C+I+G+X-M,C為消費,I為投資,G為政府支出,X為出口,M為進口,(X-M)即為淨出口。一般都由這些因素的變動來看GDP的增長。當中國的投入因素報酬遞減時,這些因素如何增加?Rickards認為得靠槓桿債務和一點欺騙。

由中國的GDP組成因素和美國GDP組成因素比較可看出端倪。美國的消費(C)通常佔GDP高達71%,而中國只有35%,不及美國的一半;投資(I)通常佔美國GDP約13%,而中國則高達48%;在淨出口(X-M)方面,其為中國的GDP增加約4%,美國恰恰相反,淨出口為負值,不但對GDP沒貢獻,反將GDP拉低4%。簡言之,美國的經濟是消費驅動(或者應該說,經濟增長大部份作為消費,提升生活福祉),中國則是投資驅動,且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

原本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好方法,具有雙重效果,一是投資本身就是GDP的組成因素,其增加GDP也增加,二是投資可提升未來的生產力,當然可促進GDP成長。可是,此種投資驅動要看是自動或是強制性的,也就是要看投資是否真的能提高生產力,或者徒然浪費的不良投資。遺憾的是,中國往往是政府驅動的公共建設或基礎建設,或者是盲目的房地產炒作投資,都是耗用或浪費資源。更糟的是,這些投資是靠無法償付的舉債來支應。浪費的資本加上倒債潮,讓中國經濟成為一個即將破滅的大泡沫。(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