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已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甚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裏。有甚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佔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Larry Kudlow)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佔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份,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象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僱傭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僱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甚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裏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裏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甚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佈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份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饑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份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象,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道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鐵達尼號沉沒時,世界巨富阿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裏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伊西多史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傭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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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毛澤東:〈湖南農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hiladelphia: Anthony Finley, J. Maxwell Printer, 1817).

[13] Lawrence Kudlow, American Abundance: The New Economic and Moral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4]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4.

[15] 恩格斯:〈工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6]「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40卷。

[17] 呂嘉民:《列寧工會學說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19] Edwin J. Feulner, 「Taking Down Twinkies,」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November 19, 2012,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commentary/taking-down-twinkies.

[20]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d-labor/report/what-unions-do-how-labor-unions-affect-jobs-and-the-economy.

[21] 同上。

[22] 同上。

[23]  Steve Inskeep, “Solidarity for Sale: Corruption in Labor Un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6, 200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181842.

[24] 同上。

[25]  Children on the Titanic (a documentary, 2014).

[26] Isidor Straus, Autobiography of Isidor Straus (The Straus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168–176.

[27] 李洪志先生:〈富而有德〉,《精進要旨》,http://gb.falundafa.org/chigb/jjyz.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