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裏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廠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秘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廠,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裏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佔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佔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北韓,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饑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彙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Ludwig von Mises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饑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份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道,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佔據GDP的176%,總債務佔據GDP的127%,而盈利只佔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份。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份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佔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秘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佔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佔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份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佔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象。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裏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佔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裏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裏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裏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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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3]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A. Noebel, You Can Trust the Communists… 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3-45.

[4] F. A. 哈耶克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hapter 2.

[6]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September 1945), 519-530.

[7] [奧地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王健民、馮克利、崔樹義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譯者序,5-6。

[8] 石山:〈中國國企改革的困境〉, 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9月2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xql-09222015103826.html;秦雨霏:〈法興銀行: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大紀元新聞網,2016年5月25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5/24/n7927577.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96), 59-60; [英] 卡爾‧波普爾著,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Economy as Business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Beard Books, 1990),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