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份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略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份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 [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裏,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裏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裏,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佔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佔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佔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佔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 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 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份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它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紐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1942年,英國經濟學家卑弗列治(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佔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佔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裏,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裏,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佔9%;80%的家裏有冷氣機;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份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像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裏。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裏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 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裏,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象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Niskanen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在職貧窮」(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佔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裏,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有形之手」取代「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 「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它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份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接下文

*****

[1]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98-137.

[2]Max Galka,  “The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Spending, Revenue, and Debt (1790-2015),」 Metrocosm, February 16, 2016, http://metrocosm.com/history-of-us-taxes/.

[3] “OECD Tax Rates on Labour Income Continued Decreasing Slowly in 2016,” OCED Report,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d-tax-rates-on-labour-income-continued-decreasing-slowly-in-2016.htm.

[4]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Kindle Locations 930-93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5]Rachel Sheffield and 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after 50 Years,”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poverty-and-inequality/report/the-war-poverty-after-50-years.

[6]同上。

[7]Nima Sanandaji, 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2015), 132.

[8]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9]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0] “A National Sport No Mor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3rd,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2/11/03/a-national-sport-no-more.

[11]Martin Halla, Mario Lackner, and Friedrich G. Schnei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Benefit Morale,” Kyklos, 63:1 (2010), 55-74.

[12]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09/opinion/sunday/kristof-profiting-from-a-childs-illiteracy.html.

[13]同上。

[14]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5]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09/opinion/sunday/kristof-profiting-from-a-childs-illiteracy.html.

[16]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50 Years of Failur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23rd,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e-and-family/commentary/the-war-poverty-50-years-failure.

[17]U.S. Census Bureau,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60 to 2016.

[18]Niskanen, A., “Welfare an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The Cato Journal, 16:1(199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1996/5/cj16n1-1.pdf.

[19]Walter E. Williams,  “The True Black Tragedy: Illegitimacy Rate of Nearly 75%,” cnsnews.com, May 19, 2015, https://www.cnsnews.com/commentary/walter-e-williams/true-black-tragedy-illegitimacy-rate-nearly-75.

[20]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debt.htm.

[21]Thomas Winslow Hazlett,  “Looking for Results: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Coase,” Reason, (January 1997), https://reason.com/archives/1997/01/01/looking-for-results.

[22]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