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最新制定的五年規劃——第十五個五年規劃——展現了相當大的經濟野心。然而,面對持續的房地產危機、消費和生產層面的通貨緊縮、疲弱的消費市場以及對全球南方國家出口增長能力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無疑需要更大幅度的扶持。

事實上,外界有理由相信,儘管中共「十五五」計劃野心勃勃,但是缺乏足夠的資源來應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需求,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層面的財政約束將限制北京的行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國內外媒體對中共新的五年計劃的關注大多集中在刺激經濟的措施上。中央政府財政收入方面幾乎沒有受到媒體關注。然而,這方面的問題確實存在,並且起到制約作用。

多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一直超過收入,赤字不斷擴大。雖然許多其它國家(當然也包括美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問題有所不同,也更具代表性。預算赤字的出現與其說是鋪張浪費造成的,不如說是由於收入增長放緩,而且放緩的幅度相當顯著。

現在的情況和不久前的過去已經截然不同了。在201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政府財政收入大幅飆升,企業和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2009年至2019年這十年間,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2%,相當於每六年增加一倍。

北京和地方政府都擁有充足的資源,可以資助各種發展和促進增長的項目。因此,在那些年裏,北京似乎有能力同時向多個方向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自202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急轉直下。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期間,中國財政收入當然遭受重創,而且之後卻再也沒有恢復過來。2021年至2024年間,政府財政收入年均增長率僅為4.0%左右,低於北京方面宣稱的整體經濟5.0%的年均增長率。

2025年,中國財政收入大幅下降5.5%,對所有政府機構的支出都造成了相當大的限制。由於北京在2024年通過一次性轉移支付增加了財政收入,而2025年則沒有此類轉移支付,因此該數字可能誇大了中國財政收入問題的嚴重程度。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一點,也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經濟情況正在好轉。新的五年規劃預計,2026年財政收入增長率僅為4.0%。

儘管財政收入增長放緩,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依然保持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北京方面也在大力擴充軍備,試圖緩解房地產危機的影響,極力刺激消費,並啟動了一項旨在提升經濟生產能力的廣泛計劃,涵蓋先進技術、太空探索、人工智能、電動汽車和生物醫學等領域。因此,財政赤字也隨之大幅飆升,從2010年代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至3%,到2023年接近6%,2024年接近7%,2025年超過5%,預計2026年也將接近6%。

鑒於近年來財政收入短缺以及由此帶來的赤字壓力,北京方面不願實施經濟明顯需要的財政刺激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財政收入短缺也將阻礙當前為中國經濟提供所需財政刺激的努力。

如果僅僅是資金短缺,北京或許可以將巨額赤字合理化,以此刺激經濟增長並確保未來更大的財政收入。但是稅收體系也面臨著結構性問題,使得這種類似供給側的計算方法變得複雜。要使這種方法可行,北京實際上需要對整個國家的稅法進行重組。

目前,中國的稅法制度與北京中南海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背道而馳。中國的稅收制度無疑會抑制消費支出。與美國和許多其它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共政府收入對所得稅的依賴程度很低。事實上,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合計僅佔政府收入的14%。相比之下,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約40%的收入來自消費稅,包括高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

提振消費支出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北京方面也已經認識到這一點。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整個稅法體系都需要進行調整。即使是中共的威權體制,要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尤其因為這將涉及提高所得稅,以彌補因降低消費稅而減少的稅收收入。此外,中共也不太可能從房產銷售中獲得顯著增收——預算中稱之為「其它稅收」(other taxes),該項稅收目前仍佔財政總收入的15%。

撇開經濟上的迫切需求不談,對於一個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且對勞動「群眾」(masses)只有近乎感性關注的國家而言,中共的稅法確實顯得十分怪異。雖然所得稅可以像美國那樣設計得極具累進性,從而從高收入人群那裏獲取政府收入的大部份份額,但消費稅卻減輕了富人的負擔——他們往往只花掉收入的一部份,而將負擔轉嫁給了勞動者,這些人通常需要將賺來的錢全部用於消費。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稅收結構或許並不那麼奇怪。無論中共這個威權政權如何辯解,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抑制消費需求,從而讓更多國家資源落入政權手中。顯然,稅收缺口表明這個策略並未奏效,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北京在最初制定稅法時就意圖如此。最後一種解釋認為,北京不太可能對其稅法進行調整,因此毫無疑問將繼續面臨嚴峻的稅收困境。#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紐約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簡稱SUNY)布法羅分校(Buffalo)人力資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亦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知名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入職Vested之前,他曾擔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和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總部位於紐約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Forbes)撰寫網誌。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將到來的三十年: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2014)。


原文:China’s Plans for Economic Renewal Face Severe Fiscal Constraint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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