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重判囚20年，社會一片譁然。從1949年中共建國的歷史脈絡中，可以看到中共近代對「勾結外國勢力」極度敏感，源於其奪取政權過程中的國際依賴與對手國民黨海外遊說的失敗。中共對歷史記憶持續警覺，所以對任何「外部干預」零容忍。

首先，蘇聯的援助是中共從弱勢到勝利的關鍵。1920年代初，中共成立伊始即受共產國際指導。1923年，蘇聯派遣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作為顧問，協助國民黨重組，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不僅是組織援助，更是意識形態與軍事訓練的注入。鮑羅廷幫助建立黃埔軍校，培訓國民革命軍，同時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形成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期間，蘇聯提供大量軍援，其中部份經中共控制區轉運。

二戰後，蘇聯的介入更為決定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佔領滿洲，將日本關東軍遺留的巨額軍火——包括數百萬噸鋼鐵、數千輛坦克——移交中共。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因此迅猛擴張，從延安的游擊隊蛻變為百萬精兵。沒有蘇聯，中共難以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逆轉戰局。

反觀國民黨，美國的「不支援」成為其致命傷。二戰中，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提供15億美元物資。戰後，杜魯門政府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失望。1946年，馬歇爾訪華調停失敗，報告直指國民黨「士氣低落、貪腐橫行」。1948年《中國援助法案》僅批4億美元，多為經濟而非軍事。關鍵時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34報告建議「中立」，避免捲入內戰。這直接導致國民黨在1949年4月南京淪陷後，無援可求，只能退守台灣。

其實，國民黨早早意識到外部援助的重要性，在40年代組成「中國遊說團」，由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主導。他們利用華僑網絡與美國政界關係，推動親華政策。1937年，宋子文赴美，說服羅斯福提供援助；1941年成立「中國國防供應公司」中介軍援；1943年宋美齡訪美演講，感動國會。1947年，宋子文再次訪美求10億軍援，但美國已轉向歐洲冷戰，遊說失敗。1948年大選，國民黨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杜魯門勝出後維持中立。

中共深知「勾結外國」能翻天覆地，自己靠蘇聯「勾結」建國，卻目睹國民黨因美國「放棄」而崩潰。這一記憶在1949年後，演化為對任何外部勢力的警覺。黎智英的「勾結外國勢力」罪名，與那段歷史呼應。法庭指控他通過《蘋果日報》串謀外國，推動制裁、煽動抗議，認定其為「幕後主腦」。 這一指控並非空穴來風：黎智英長期批評中共，呼籲國際關注香港民主，聯繫西方政要，類似當年國民黨的海外遊說。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重光團隊」被指與外國勢力勾結，《蘋果》達160多篇文章被列為「煽動」證據。

中共為何如此恐懼？首先，是對「顏色革命」的歷史投影。1949年，國民黨的失敗部份歸因於美國的「民主輸出」幻滅。今日，中共視香港為「顏色革命」前沿，黎智英的媒體帝國被視為「外部滲透」的橋頭堡。

中共對外部勢力的零容忍，因為任何「勾結」都可能重演1949年的劇本——外援決定政權存亡。外部援助可造就政權，但也可能毀滅之。黎智英20年重判，是這一恐懼的當代版。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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