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2月10日向國會提交報告，認定兩個美國左翼組織在美開展影響力活動，進行親共宣傳。台灣安全研究院學者指出，這是中共以公開方式操控民主社會認知的「陽光下的認知戰」，可以從三個方向反制。
美國務院：兩大左翼組織在美進行親共宣傳
美國國務院2月10日向國會提交題為「應對外國訊息操縱和干預」的報告，正式認定左翼組織「粉紅代碼」、「人民論壇」和「辛厄姆網絡」（Singham Network）旗下關聯團體在美開展影響力活動，並進行親共宣傳。
國務院指出，「粉紅代碼」號稱反戰，卻經常兜售「中國（中共）不是我們的敵人」等親共觀點，同時它還鼓勵美國公民到中國進行「紅色」旅遊。
國務院報告指出，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民論壇」也公開讚頌中共革命，並將其作為美國革命左翼份子的潛在模式進行研究。
報告說，「國務院評估認為，中國（中共）、伊朗和俄羅斯積極利用官方媒體、代理人和數碼平台散布宣傳和謊言，破壞美國的信譽和政策，並擴大其影響力。」
美國副國務卿羅傑斯（Sarah Rogers）在提供給《紐約郵報》的一份聲明中說：「像『粉紅代碼』和『人民論壇』這樣的組織詆毀美國，粉飾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暴力，並為中國（中共）提供掩護，同時還從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捐助者網絡獲得大量資金。」
台灣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員謝沛學對《大紀元》表示，「粉紅代碼」等組織的此類行動，其核心邏輯是「讓中共敘事以民間聲音的形式進入美國社會」——以反戰、社會正義等西方左翼主流話語方式，以本土非牟利機構的身份運作，敘事方向卻與中共官方立場高度契合，從而有效規避公眾對外國宣傳的警惕。
他將「粉紅代碼」的行動模式定性為「在陽光下進行的認知戰」，「這種透過民間組織進行的滲透，是在公開場合運作，目標是操控公眾認知與政策方向。」
「粉紅代碼」等左翼組織對民主制度構成三重風險
謝沛學認為，這類影響力行動對民主制度構成三個層面的結構性風險：
風險一：扭曲公共討論。當外國宣傳被包裝為「本國公民聲音」時，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公共辯論空間將受到實質性污染，公眾對政策議題的判斷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悄然引導。
風險二：加劇社會分裂。中共系統性地利用美國既有的種族矛盾、階級對立與政治極化，藉助相關組織在敏感議題上「煽風點火」，從內部消解社會凝聚力，使美國在對外政策上難以形成一致意志。
風險三：導致政策癱瘓。相關團體動員民意反對具有防禦性質的對華政策時，可能造成政府決策遲緩甚至受阻。
謝沛學指出，這類行動慣於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性，「打著民主旗幟反民主」——藉助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在完全合法的框架內損害民主機制的正常運轉。
背後金主曝光：一張連接19個左翼組織的資金網絡
羅傑斯表示，對那些替美國敵手遊說並試圖削弱美國價值觀的組織，國務院將公開這些組織背後的捐助者和非政府組織網絡，並做到「完全透明」。
「粉紅代碼」與「人民論壇」與美國左派科技富豪羅一（Neville Roy Singham）有關聯。羅一長居上海，其旗下「辛厄姆網絡」由多個非牟利組織、財政贊助商與另類媒體構成，覆蓋全球的傳播網絡。
根據美國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2025年報告，與羅一相關的美國左翼組織多達19個，涵蓋「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SL）、「ANSWER聯盟」，以及「全國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NSJP）、「巴勒斯坦青年運動」（PYM）等親巴勒斯坦團體，橫跨反戰、社會正義、以巴衝突等多個議題領域。
羅一與「粉紅代碼」創辦人埃文斯（Jodie Evans）在2017年結婚。
「人民論壇」執行董事桑托斯（Manolo De Los Santos）不僅頻繁出現在中共官媒採訪中，還曾在CGTN以「青年領軍人物」身份讚揚中共發展模式，並在中國媒體「觀察者網」撰文，期待中共在拉美社會主義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專家：中共對各國滲透「早已存在」
台灣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告訴《大紀元》，中共對各國社會的滲透「早已存在」，只是近年來美國政府才逐漸強化審查與情報披露機制。
他強調，中共更傾向以「軟性滲透」模式運作——通常以文化交流、訪問合作為名，通過邀請對象訪華或提供特殊待遇逐步建立關係網絡，「不會一開始就收集機密情報，而是先以人際關係與價值觀影響降低對方警覺性，再進一步行動」。
沈明室還提到，美國曾出現州長或國會議員身邊人員與中方背景人士接觸的案例，相關接觸有時被用於探知政策動向或獲取內部訊息。
沈明室認為，民主國家在應對極權體制的滲透時，始終面臨「敵暗我明」的不對等處境：一旦擴大監控與情報權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權的質疑，陷入兩難困境。
他還特別指出，中共許多新聞、文化或經貿機構人員具有情報背景，而美國商界與學界普遍缺乏對應的情報防範意識，使得相關滲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風險方式長期持續運作。
沈明室認為，民主國家在應對極權體制的滲透時，始終面臨「敵暗我明」的不對等處境：一旦擴大監控與情報權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權的質疑，陷入兩難困境。
他還特別指出，中共許多新聞、文化或經貿機構人員具有情報背景，而美國商界與學界普遍缺乏對應的情報防範意識，使得相關滲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風險方式長期持續運作。
如何反制：透明度、執法與公民預警缺一不可
美國對中共影響力行動的應對，正從情報評估走向公開政策行動，已釋放出加強應對的政策訊號。
謝沛學就制度層面提出三個方向：一是加強非牟利組織財務透明度，要求追溯至最終資金控制者；二是嚴格執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強制明顯服務於外國政府利益的組織進行註冊，使其活動置於公眾監督之下；三是推動跨部門協同應對，由司法、財政、外交與情報系統聯合行動，並與盟友共享情報，切斷影響力行動的資金鏈與指揮鏈。
沈明室則從社會層面提出兩項優先事項：系統檢視現行法律體系，評估其對滲透行為是否具備足夠的處罰與制止能力；如有不足，應儘快推動立法補強。同時提升公眾警覺，強調美國社會不應以單純的開放心態看待與中共相關的交流活動，「必須意識到其背後往往帶有明確政治意圖」；一旦發現可疑活動，應及時向執法或情治單位通報。
兩位學者的研判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結論：對抗「陽光下的認知戰」，不能僅靠情報機構的秘密應對，更需要民主社會以公開透明的方式系統性地強化制度韌性與公民意識。正如本次報告所展示的，將滲透網絡曝光於公眾視野之下，本身即是應對這一威脅的關鍵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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