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佳：當一個國家只剩一個聲音

一、權力的恐懼與網絡高壓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8日下午就加強網絡生態治理舉行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網絡治理「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要「持續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強化「主流輿論、主流文化、正能量傳播」。這些表述背後，不只是技術管理，而是對言論自由的全方位封鎖——在人民開始察覺、社會開始隱晦表達不滿的地方，權力選擇了高壓和恐懼。

網絡不再是訊息交流的平台，而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精神牢籠。每一次刪除帖子、封禁帳號、約談或「喝茶」，都在提醒人們：哪怕是最輕微的懷疑、最微小的質疑，也可能招來不可承受的代價。社會輿論被壓制到只剩下表面「秩序」，真實聲音被迫潛伏、扭曲、影射。權力的恐懼通過制度延伸到每個家庭、每個辦公室、每台電腦前——人人都知道該說甚麼、不該說甚麼，也都明白如果越界，後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僅限制了語言，更塑造了心理。人們開始在敲下每一個字之前自我審查，輸入法裏刪掉心中最真實的想法，憤怒被嚥下，疑問被隱藏，批評只能寄存在暗語和影射中。沉默不再是選擇，而成為生存的本能；表達不再是權利，而是一種潛在的危險。權力通過網絡高壓，讓整個社會學會了同時呼吸恐懼和沉默——十四億人都清楚，那堵無形的牆就在眼前。

二、從希望到絕望：改革開放後最恐慌的人心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曾以驚人的速度釋放社會活力、經濟潛能與向上意志，創造出物質、精神與社會結構上都充滿生機與希望的時代，那麼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則以同樣驚人的速度將這一切逆轉。無論是青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私營經濟活力不斷下滑、民間投資全面萎縮、樓市債務危機加速惡化，還是企業家集體噤聲、外資無心久留、中產階層選擇「躺平」，普通家庭長期生活在對未來深度不確定之中，都顯示出一種無法掩蓋的時代性頹勢。這種頹勢不僅體現在經濟數據的下滑，更體現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瀰漫的恐慌情緒、政治倒退和制度性收緊所產生的精神壓迫，使得無數習慣於相信中國終將越來越好的普通人，在短短幾年間從信心滿滿被逼到心灰意冷，從向上追求被迫退回自我保護，從主動發聲變成集體沉默，而所有人都對未來不抱希望，所有人都暗暗期盼習近平下台、中共下台，並希望民主與自由能夠重新降臨。

這種沉默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被制度精心設計、被審查與恐懼共同塑造的時代景觀。

三、互聯網：曾經的出口，如今的陷阱

在一個正常社會中，互聯網應是訊息流通的渠道、思想交流的舞台、民意表達的平台；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互聯網逐漸變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絡，這張網不僅過濾掉任何不符合官方敘述的現實，也剝奪人民正常表達情緒與觀點的權利，使得原本應成為公共討論空間的地方，反而成為更嚴格、更危險、需要自我審查的場域。

為了避免觸碰「敏感詞」，為了防止帳號被封、被警告、被約談或喝茶，網民只能通過隱喻、暗語、影射和歷史投射來表達真實觀點。任何直白批評都會被刪帖、封禁甚至消失，而這種強制性的緘默讓人逐漸意識到：虛擬世界並非遠離現實的避風港，而是現實高壓的延伸，是將言論壓縮到極限的精神圍牆。人們越害怕，社會越沉默；社會越沉默，權力越肆意。

四、政治倒退與社會焦慮：恐懼比失業更致命

雖然經濟疲弱顯而易見，但比經濟更讓人窒息的是政治結構的全面收緊所帶來的無形恐懼。習近平以近乎執念的方式強化國家控制力，將意識形態推向極端，將政治風險敏感度推至歷史新高，使整個社會在最短時間內迅速失去自由的空氣。

企業家不敢說話、不敢投資、不敢表達真實擔憂，因為一個錯誤判斷或不合時宜的評論，可能換來調查、處罰、封殺甚至企業消亡；中產階級不再相信上升通道，不再相信教育改變命運，不再相信國家能保障未來，於是選擇「躺平」或「潤」；青年人面對不斷縮小的機會空間、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與階層固化，集體陷入焦慮、迷茫、無力與絕望；而政府卻仍然以勝利者口吻強調「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信心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由制度與自由培育的；當人們不能說真話、不能表達不滿、不能討論問題時，恐慌必然成為社會主旋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人心最恐慌的中國」。

五、集體沉默的荒誕現實：當語言被恐懼封口

在今天的中國，你很難找到真正認為國家方向正確的人，但你會看到每個人都在假裝「沒意見」；你很難找到對未來抱持樂觀的人，但你會看到每個人都在假裝「有信心」；你很難找到不希望國家改變的人，但你會看到每個人都在假裝「安於現狀」。這種詭異的社會氛圍並不是因為人民真的滿足，而是因為一個更深層、更無形的力量在全面主宰公共情緒——審查制度讓十四億人同時學會了沉默，讓所有人都清楚知道那堵無形的牆究竟在哪裏。

中國人的語言，不是被禁止，而是被恐懼封住；不是沒人敢說，而是人人都怕被鐵拳擊中。最深的壓抑並非無人看見問題，而是所有人都看見卻不敢說出口；最深的絕望不是沒有聲音，而是聲音在形成之前就被恐懼吞沒。人民不是不知道如何表達，他們只是知道表達的代價太高；不是沒有話可說，而是懂得在這片土地上，說真話從來不是權利，而是一種可能改變命運的危險。語言成了刀口，表達成了賭注，沉默成了自我保護的本能。當社會被迫進入這種普遍而深刻的沉默時，公共討論空間被摧毀，真相被埋葬，錯誤不再有人提醒，權力也不再需要回應。

六、「張學良」：歷史影射下的現實控訴

最能體現當代網絡審查荒誕性的例子，是「張學良被網民評價為中華民族歷史罪人」現象——不是因為張學良在歷史中突然重要，而是因為網民在審查下無法直言對現實的不滿，只能借百年前的歷史事件來影射當代權力結構，將對現狀的指責、憤怒與反抗掛靠在「西安事變改變中國走向」的隱喻上。人們無法點名是誰讓國家倒退到物質文明與精神自由雙重萎縮、無法指明是誰讓經濟衰退與政治高壓同時降臨、無法公開說是誰讓社會從希望跌入絕望，他們就只好通過「假裝關心歷史」的方式表達現實焦慮，用「如果他沒有劫持蔣介石，中國也許不會走到今天」這種表面歷史、實則諷刺當下的方式來釋放內心壓抑。張學良不是問題，現實才是問題；但現實不能說，於是只能拿張學良說。當一個社會必須靠影射才能表達情緒時，這個社會已經深陷病態。

七、共產黨倒行逆施：將社會推向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制度性倒退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共黨魁習近平個人，任何制衡或監督機制幾乎形同虛設。經濟下行、民生困頓、青年失業率高企、民間投資萎縮、企業家噤聲，這些明顯的社會訊號並沒有讓權力收手，反而成為進一步強化控制、加緊審查、收緊言論空間的理由。國家機器像一台高速運轉的壓製機器，將社會從希望推向恐懼，從活力推向沉默，而掌舵者正以超乎常人的執念，倒行逆施，無人可以阻止。

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最基本的疑問——「習近平甚麼時候下台？」——變成了公開禁忌。追問權力交接、政治更迭、領導人退位的可能性，不僅被視為敏感話題，更可能招來警告、約談甚至更嚴重的打壓。全社會被迫學會假裝，這個問題不存在，或者只能埋在心底、通過暗語和歷史影射來表達。正是在這種無人可以阻止的現實裏，中國社會被迫進入深度沉默，公共討論空間被徹底壓縮，國家的每一次政策偏差、經濟失衡和社會矛盾，都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公開批評或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