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筆者訪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從《大紀元時報》首次讀到〈九評共產黨〉。當然知道「九評」的出處（1963～1964年中共駁評「蘇修」的九篇檄文），也明白《大紀元時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為赤難浩劫盤結總賬——從意識形態到赤政赤災。
1949年後，中共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好像給國人帶來莫大幸福，實則吾華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最荒謬的「毛澤東時代」——唱著動聽紅歌，肇娩慘烈巨禍。紅朝赤政是災是福是騾是馬，當然不可能取決中共自評，中共也不可能永霸話筒。歷史無情，後人鐵面，史實史據，鐵證如山。
得承認中共極為擅長宣傳，硬能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那麼反人性反理性的共產赤政，硬能說成接續五千年中華文明；就是餓死四千餘萬人的大饑荒、[1]「死了兩千萬、整了一億人」[2]的文革，也成了「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探索」。為此，與中共「說清楚」很必要。《九評》以通俗明曉的語言向大眾「介紹」中共，揭謊戳假，指悖拎謬，結論鏗鏘：「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從歷史宏觀角度，1917年以來的國際共運乃人類歷史進程中一次試錯，但這是怎樣慘烈的實驗：至少一億殉難者、前後至少25億人「非正常生存」（生活窮困、精神恐懼、遭受各種迫害）。
1976年後，中國赤難還在延續（「六·四」、迫害法輪功、打壓異議），綿綿至今，言禁未解，貪腐難絕。囿於篇幅，本文截止於毛時代的「大饑荒」。列示史據（出處一一），史論自明。
一、暴力起家
馬克思主義以窮為據，以「剩餘價值」論證階級鬥爭合法性，鼓動窮人奪回「被侵佔的財產」，共運赤列沒出站就已錯了軌道（無論宗旨還是途徑）。1921年4月7日，第一份赤刊《共產黨》第三號〈告中國的農民〉——
共產主義就能使你們脫出一切的痛苦，使你們享沒有享過的福。可憐的窮苦農民呀！你們快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田地呵！[3]
1927年「八七會議」高舉武裝鬥爭大旗，10月初中共在廣西海陸豐暴動，佔領縣城；截至1928年1月，海豐縣殺了1686名「土豪劣紳」、「反革命」；海豐、陸豐兩縣萬餘人外逃汕頭、香港。[4]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儘量殺戮土豪劣紳與反革命派。
8月2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通過〈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
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與沒收其財產……暴動殺盡土豪劣紳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動派……屠殺政府的官吏……[5]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政治局候委、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1898～1927）：
我們現在要放膽去幹，不應像以前太規矩，要平民式的幹，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觀念，對土豪應該亂殺，絕對不要恐怕冤枉了。[6]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信——
毫不顧惜的……殺土豪劣紳，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派……儘量施行紅色恐怖。[7]
10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工農運動的路線與策略給江蘇省委的指示〉：
我們必須要認識土匪運動是農民運動的一部份，要使土匪農會化。……土匪運動的策略可包括在農運計劃中。[8]
11月13日湖北黃（安）麻（城）暴動，中共鄂東北特委文件：「四處殺土劣、燒土劣的房屋，甚至不論老少男女。」[9]
1928年3月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周魯（1899～1928）巡視井岡山，批評毛澤東：
我們的政策是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人。可是你們呢，一幢房子都沒有燒，行動太右了。我們燒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10]
1928年9月，湖南省委巡視員夏尺冰（1904～1931）：
大燒（如負責人說同志及群眾的房屋燒了，沒有屋住了，便會出來革命）、大殺（如負責人說平江有七十萬口人，至少要殺去一半）、大劫是布爾雪維克的精神。因此，平銅的黨及一部群眾無目的無意義的亂燒亂殺亂劫……[11]
湘南特委領導人放言——
站在高山上看，哪裏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燒得多，哪裏的革命就搞得好。
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的人！[12]
1928年1月湘南暴動（朱德率南昌暴動殘部），3月國軍進剿，中共湘南特委決定焦土政策，擬燒盡宜章至耒陽一線公路（二百多公里）兩側各五里之內房屋，鄉農頂抗，追殺千餘赤色分子。[13]
1952年7月16日，中共高幹李銳日記——
湖南暴動時殺（土豪）政策實不如太平天國。[14]
1933年2月3日，國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1893～1974）日記——
江西匪亂七年，社會殘破，農工百業無不凋敝，共匪一本歷代造亂之手法，如黃巾、赤眉以及白狼（朗）之類，叫出利誘的口號，說是為窮人，而事實擺在眼前，他們殺人放火搜財掠物。沒有一天沒有一處不是在拚命製造窮人，想把全國的人都失業破產，無衣無食，無路可走，好裹脅去幫他們當替死鬼。[15]
二、肅殺蘇區
1929年2月25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1906～1930，即楊開明，楊開慧堂弟）報告中共中央——
因為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因為供不應求之故，價值的昂貴，等於上海的物價，因為經濟如此的崩潰，經濟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眾感覺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農多反水，中農動搖，貧農不安……逃出境外的（酃縣、茶陵）其數目達四千之多。在分了田後蘇維埃政權之下，而有此事發生，固然還有其他原因，而經濟的沒出路，農民一般生活的不安定應是他的根本原因，這個經濟恐慌的危機，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16]
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全縣70萬人口銳減至40萬。[17]1934年5月底，中央蘇區機關報《紅色中華》：「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18]
1933年11月，毛澤東〈才溪鄉調查〉：
暴動後（1929～1931年），生產低落約20%。1932年恢復了10%，今年（1933）比去年增加二成……暴動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份。[19]
1932年5月〈江西蘇區省委工作總結報告〉：「老蘇區因為土地革命已有了幾年，土地分配了無數次。」[20]有的農民說：「分來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許多農民「怕上升為富農小地主，拚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以至根據地「荒廢了許多土地，生產降低了。」《紅色中華》記載，1934年5月底，「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21]
貧雇農從地富處分到的土地有限，加上蘇區狹小，戰爭負擔甚重，農民並未得甚麼實利。1930年2月7日〈蘇維埃土地法〉，制訂的「土地稅」甚重——
每人收穀5擔以下免稅，6擔1%，7擔1.5%，8擔2.5擔，9擔4%，10擔5.5擔，11擔7%，12擔8%；13擔以上每加1擔，增稅1.5%。[22]
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報告中：
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23]
毛澤東後在延安總結：
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份中農的利益。[24]
1933年7月11日，《申報》記者陳賡雅（1905～1995）錄述江西蘇區臨川、鄂豫皖蘇區黃安：
唯物質缺乏恐將為其致命傷。蓋自赤區封鎖政策實施以後，每鹽一斤今已漲價至二元、米一斗三元。生活極苦，衣服亦多破襤不堪。
彼方物質匱乏，蓋亦足為離散群眾之一原因也。
黃安城鄉前被赤化……民二十一年國軍進剿，克復縣城，一般土著人民流離轉徒，無可覓食，恆至掘取草根樹皮，用代饔飱，饑饉情形極為慘重……對該地雖經貸款救濟，究嫌粥少僧多，收效有限。今春二三月間，流為餓殍，無慮千百。其幸得茍延殘喘至秋稻熟者，然以菜色饑民，驟得玉粒，飽餐肆嚼，又染瘟疫……僥倖不死，什難得一。每當戰事殺伐最激烈之村鄉，軍民死傷逃亡，數均極大。犬以家人死亡，饑不得食，初食死屍，後則慣噬活人，往往孩童出門，鮮有全屍而歸者，即大人熟睡不慎，其耳鼻亦多被噬於狗。[25]
加上竭澤而漁的「擴紅」，蘇區已無法維持簡單再生產。興國籍共軍上將、總政主任蕭華（1916～1985）：「（興國）全縣青壯年80%以上都扛起槍走上前線。其中許多模範區，90%以上的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只有20多萬人口的興國縣，參軍人數竟達八萬之多。這是何等的壯舉！何等的英勇犧牲！」[26]女紅軍危秀英（1910～2005）：「興國當年人口二十多萬，一年就擴大紅軍三個師，有八萬人當紅軍，光紅軍家屬就有十多萬。」[27]青壯全參軍，只剩童與姑，田裏農活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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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央蘇區尋烏縣反水農民8336人。[28]于都縣「查出的地主土豪富農有2/3乘著天雨水漲，星夜乘船順水而逃，浸死頗多。」[29]湘贛蘇區上猶縣「營前一區逃跑了三千餘群眾到白區去，至今大部未回」。[30]
1934年9月16日《中央日報》，——
三個月前，當收復連城之初，所到之處，田園寥落，十室九空，行軍二三十里，看不見一個老百姓。今者，被難在外之人民陸續歸來，重整家園，地方無事，百業復興。農民們專心農事，正忙在田間秋收；商賈們亦開始買賣、貨擔絡繹來往。凡此，足以證明閩西匪區元氣日漸恢復，而歸還舊日狀態也。[31]
紅軍逃兵極多。〈中共湘贛蘇區省委報告〉（1932年4月11日）：
一師尚僅2400餘名，八師僅千餘名……許多黨團員不願當紅軍。[32]
截至1933年底，瑞金縣逃兵2500人。[33]1932年10月17日〈湘贛省委給中央局的報告〉——
最近比較嚴重的問題是戰鬥員的減少，因為擴大紅軍工作比較以前遲緩，各縣都沒有新兵派來補充……開小差的約有二千以上，現在八軍全部不滿二千人（只有以前一師這樣多），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枝沒有人背。[34]
1933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統計：
一軍團補充區域到11月15日集中到區的是1663人，到補充師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這兒還沒有計算在鄉村報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從鄉到區逃跑的人數。大概算起來我們只集中了報名人數中的十分之三、四。[35]
一軍團補充師1933年12月20天內，逃亡138人，佔新兵1/10。三軍團補充師8～12月逃亡879名，佔新兵15%。五軍團補充師從9～11月逃亡788名，佔新兵25%。[36]
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1906～1977）：
長汀模範團因為是被欺騙加入工人師的，到瑞金集中時只剩下1/3，2/3開小差走了。[37]
公略縣動員2400多人參軍，中途千人開小差。[38]
1933年5～10月——
永定從5月到現在僅擴大200餘人，武平則僅160餘人，代英縣成績也很微弱。……逃跑現象的嚴重，報名後不能集中，或集中後逃跑。……寧化模範團成千人送博生，沿途開小差只剩二百餘，四都模範營二百多人開小差，寧化在「九一八」送去前方的新戰士一千多人也逃跑三四百人，汀東兆征有許多報告的不能集中，甚至有黨團員帶領逃跑，以及比較負責的幹部也有逃跑（如汀市少共書記）。……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因為：動員工作的缺點（如強迫欺騙）……以及優待紅軍的工作沒有切實執行。[39]
1934年9月，要求於都「擴紅」五千，實募僅255名（5%），「最嚴重的問題是群眾逃跑登山」，新陂區窯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40]9月中旬，李維漢派劉英上於都「擴紅」，半月內4500人。劉英（1905～2002）為難：「於都現在婦女是多數。」劉英拉上毛澤東幫忙，月底也才「動員了將近一千人參加紅軍，已經很不簡單了。」[41]1934年9月23日《紅色中華》載文〈驚人落後的統計〉，公布各縣擴紅計劃完成百分比——
太雷（7%），會昌（23.5%），洛口（3.7%），博生（17%），龍崗（3.5%），於都（8.5%），寧化（13.5%），贛縣（21.1%），楊殷（4.7%）。[42]
1933年8～9月，紅一軍團每月逃跑200餘人。[43]1934年5～7月，第一補充師逃跑317名，第二補充師逃跑44名，第三補充師逃跑467名，福建補充團逃跑265名。[44]1934年9月，紅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1910～1974）日記：「逃亡現象十分嚴重，總計六天約兩百餘。」（1934年9月4日）；「這月減員現象空前未有，尤以病、逃亡二項最為嚴重，總計全月共減少1800餘人。」（1934年9月27日）。[45]
〈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江西軍區總指揮部聯合通令——關於模範赤少隊開小差問題〉（1933年4月16日）：
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參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12個連，而逃跑了11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傢伙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逃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46]
宜樂黃陂新游擊隊長排長政委於12月21日帶所屬人槍廿餘，藉打土豪為名，降了崇三都敵人，以後接連又是東陂新游擊隊一百餘人在八都去投降敵人。[47]
連中央機關都有人開小差。董必武（1886～1975）：中央政府機構人員都有40人「消極怠工自由回家」；「萬泰（1934年）2月份逃跑了2600人，三月份還更厲害。……楊殷在4月份逃出的群眾有二千。……甚至有領導群眾逃跑反水的（如樂安、萬泰、廣昌、代英、門嶺、公略都發生過這種現象）。」[48]
1934年1月14日《紅星報》載文：〈補充師團應該為完全消滅逃亡現象而鬥爭〉、〈開小差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槍決三個〉。[49]1934年7月21日《紅色中華》，〈消滅逃跑現象來紀念「八一」〉。[50]
恐怖肅反
湘贛省酃縣肅反，「把16歲以上30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如酃縣）」。[51]因為，最高領導人張聞天（1899～1976）「諄諄教導」——
從法律上說來某個反革命分子槍決的法律根據還沒有找到，但是在群眾的熱烈要求槍決的條件之下，我們把他拿來槍決，以滿足群眾的要求，發動群眾的鬥爭，還是為我們所容許的。……對於地主資本家與富農等反革命分子的慈悲、寬容與公平，對於我們蘇維埃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是不存在的。……必須把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教育，教育我們每個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52]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先後四次大肅反，連續殺了幾個月，有的連隊連殺十幾個連長，一次肅反就殺了萬餘人，洪湖縣區級幹部都殺光了。紅三軍從兩萬人削弱至三千餘人，蘇區各獨立團、赤衛隊亦損失殆盡。逮捕幹部時，夏曦下條子給關向應，賀龍都沒資格看。白天捉人，夜裏殺人。甚至兩度企圖對賀龍下手。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紅六軍團的肅反也很邪乎，王震、張平化都上了黑名單。王震因九渡沖一仗打得好，才從黑名單上解除。[53]
李銳：「從1985年開始，十多年中我主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時，曾統計過十年內戰期間各蘇區的肅反，從打AB團起，共殺了十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按：紅軍最多時才30萬人）」[54]蘇區「肅反」公開喊出：「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55]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
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20%。人哪裏去了？……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56]
自殺式「肅反」一直延續至文革，無案不冤：高崗、饒漱石、馮雪峰、丁玲、彭黃張周、劉鄧陶、林彪、黃吳葉李邱……，周恩來都搖搖欲墜。真是要革命就得有犧牲，最高黨性就在於忍冤耐屈，就得為黨接受如此這般的歪擰邏輯。
三、抗戰坐大
毛澤東：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4.5萬人）……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陝北時，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57]
抗戰之初八路軍僅3.2萬人，[58]江南新四軍（南方八省游擊隊合編）1.03萬餘人（6300餘支槍），[59]東北抗聯一萬人，[60]總共五萬餘人。在國統區，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初，北平僅九名中共黨員，加上團員也僅約20人。[61]1936年春，經馮雪峰與潘漢年審定的上海中共黨員約二百餘，而得中組部承認的骨幹僅47人。[62]四川地下黨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復活動。[63]1936年6月，徐州地下黨遭大逮捕，「大破壞之後，至1937年8月期間，整個處於瓦解停頓狀態。」[64]1938年春，中共重建湖北省委，因湖北已不存在中共組織，只有極少數倖存黨員有一點個別活動。[65]
1938年3月2日《新華日報》成都推銷處，三天內僅訂出四份，至4月中旬才近百份。[66]並不像中共後來宣傳的——國人對中共如仰天露。
中共價值序列上，奪政高於一切，也高於抗日高於民主。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1912～1992）；「抗日戰爭成為真正全國範圍內的大革命。」[67]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別人要問：『你們共產黨是利用抗戰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發問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點點頭，要是別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沒有人民力量的發展就沒有全民抗戰。』」1929年加入江西興國縣赤衛隊的共軍中將邱會作（1914～2002）：「從1942年起，各根據地就逐漸將幹部送到延安『保存培養』去了，這一決策對解放戰爭起了重大作用。」[68]
胡喬木（1912～1992）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到1940年抗日戰爭三周年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抗日軍隊已由三年前的四萬多人發展到近50萬人……解放區和游擊區人口發展到近一萬萬。共產黨員也由三年前的四萬人發展到80萬人。[69]
1944年11月，國軍200萬，共軍63萬；[70]1945年4月中共黨員121萬，[71]軍隊91萬、民兵220萬。[72]19塊赤區（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50萬。[73] 《抗日軍政大學史》：「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時有4.6萬餘人。到1945年8月，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達260餘萬人。」 [74]新四軍「由統一改編時10300餘人發展到31萬餘人，民兵、自衛武裝發展到96萬餘人。」[75]
很清楚，中共大發「國難財」——依靠抗戰坐大。抗戰結束時，中共能向國府比權量力叫板了。#
（未完待續）
附註：
[1] 楊先材主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608。裴毅然：《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秀威資訊公司（台北）2019年，頁356～358。
[2] 數據出自葉劍英講話（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李銳文集》第5冊，香港社會科學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九，頁279。
[3] 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頁213～214。
[4] 〈中共海豐縣委關於各種工作的統計給廣東省委的報告〉（1928年1月），《東江革命根據地史》，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頁58。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384、490～491。
[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第3冊（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425。
[7] 〈中央致福建省（委）信〉（1927年10月15日），《中央通訊》（上海）第7、8期。轉引趙效民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1927～1937）》，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87。
[8]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頁560。
[9] 中共鄂東北特委：〈黃安工作報告——關於「黃麻暴動」的經過〉（1927年12月14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3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
[10] 饒道良、李春祥：《血泊羅霄——井岡山重大歷史事件揭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頁33。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橫排版，頁77。
[11] 夏尺冰：〈關於平銅農村黨的概況的報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1輯，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1～32。
[12] 江西省婦聯編：《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5。
[13] 《百戰歸來認此身——曾志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40～47。
[14]《李銳日記》第1冊，溪流出版社（美國）2008年，頁371。
[15]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明鏡出版社（紐約）2008年，頁144。
[16]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9～20。
[17] 王西彥：《湘東老蘇區雜記》，新文藝出版社（上海）1953年，頁2。
[18] 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1。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44。
[20]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43。
[21] 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1。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659。
[23] 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17。
[24] 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30。
[25] 陳賡雅：《贛皖湘鄂視察記》，申報月刊社（上海）1934年，頁6、72。
[26] 蕭華：〈模範的興國·英雄的人民〉，《中共黨史資料》第7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254。
[27] 江西省婦聯編：《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58。
[28]〈中共尋烏縣委一個半月動員工作總結報告〉（1933年3月4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1934）》，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92年編印，頁32～33。
[29]〈勝利、于都地主富農企圖逃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構報：《紅色中華》（瑞金）第96期（1933年7月26日），版6。參見《紅色中華》（複印本）第1冊，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華盛頓）1974年，頁231。
[30] 紅三軍團政治部：〈關於崇猶兩蘇區路線和紅軍情況的報告〉（1932年5月15日），《湘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頁290。
[31] 葉如音：〈視察連城前方記〉，《中央日報》（南京）1934年9月16日。萬大鋐主編：《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5冊，台灣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台灣國際關係研究所（台北）1973年，頁398。
[32] 《湘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270。
[33] 瑞金縣委：〈勝利的瑞金突擊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瑞金）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版10。參見《鬥爭》（複印本）第2冊，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華盛頓）1974年，頁22。
[34] 江西省檔案館：《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7。
[35] 王稼祥：〈為擴大紅軍兩萬五千人而鬥爭〉，《鬥爭》（瑞金）第37期（1933年12月5日）。轉引自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332。
[36] 〈嚴重的問題擺在補充師團的面前〉，紅軍總政治部：《紅星報》（瑞金）第21期（1933年12月23日），版2。參見《紅星》複印本，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華盛頓）1974年，頁23。
[37] 潘漢年：〈工人師少共國際師的動員總結與今后四個月的動員計劃〉，《鬥爭》（瑞金），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版18。參見《鬥爭》（複印本）第1冊，頁107。
[38]〈中共公略縣委七、八、九三個月工作總結報告〉，《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二），中央檔案館、江西檔案館1988年編印，頁238。
[39] 〈中共福建省委工作報告大綱〉（1933年10月26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505。
[40] 贛南省委通訊：〈于都在堅決執行黨的指示中已經開始轉變過來〉，《紅色中華》（瑞金），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版1。參見《紅色中華》（複印本）第2冊，頁194。
[41] 江西省婦聯編：《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86。
[42]《紅色中華》（瑞金）第237期（1934年9月23日），版3。
[43] 聶云臻：〈與逃亡現象鬥爭的一年〉，紅軍總政治部：《紅星》（瑞金）第56期（1934年8月1日），版7。參見《紅星》（複印本），頁94。
[44] 〈消滅逃跑現象來紀念「八一」〉，《紅色中華》（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參見《紅色中華》（複印本）第2冊，頁152。
[45]《陳伯鈞日記（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89、304。
[46]《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3～1934）》，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92年編印，頁107。
[47] 〈警鐘——向著軍區分區敲〉，《紅星》（瑞金）第26期（1934年1月28日），版2。參見《紅星》（複印本），頁34。
[48] 董必武：〈把檢舉運動更廣大的開展起來〉，《鬥爭》（瑞金）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版4～5。參見《鬥爭》（複印本）第2冊，頁178～179。
[49] 《紅星》（瑞金）第24期（1934年1月14日），版2。參見《紅星》複印本，頁30。
[50]《紅色中華》（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
[51] 〈中共湘贛蘇區省委報告〉（1932年4月11日），《湘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頁270。
[52] 洛甫（張聞天）：〈無情的去對付我們的階級敵人〉，《鬥爭》（瑞金），第49期（1934年3月2日），版6。參見《鬥爭》複印本，中國研究資料中心（華盛頓）1974年，第2冊，頁74。
[53] 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北京）1981年第1期，頁23～25、30。
[54] 李銳：〈關於唐縱日記的回憶〉，《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頁26。
[55]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480。
[56]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新世紀出版及傳媒公司（香港）2011年，頁139。
[57]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39。
[58]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思想萬歲》第5冊，「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1968年編印（亦稱「1968年漢版」），頁2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23。
[59] 袁偉：〈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沿革概況〉，《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頁328。《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90。
[6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13年，頁109。
[61] 馮蘭瑞：〈「一二·九」運動到底是誰發動的〉，《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1期，頁10。
[62] 陳修良：《拒絕奴性》，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頁130。
[63] 《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0。
[64] 《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2009年，頁58。
[65] 馬識途：《風雨人生》，《馬識途文集》第9集（上），四川文藝出版社2005年，頁147。
[66] 曹孟泉：〈回憶《新華日報》成都推銷處（1938年2月～1939年7月）〉，《四川黨史研究資料》（成都）1985年第1期，頁13～16。
[67]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49。
[68] 《邱會作回憶錄》上冊，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頁112、119。
[69]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49。
[7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54。
[71]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56。
[72] 中共中央文獻編委會：《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49。
[73] 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74～275。
[74] 王茂潤主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北京）2000年，頁3。
[75] 袁偉：〈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沿革概況〉，《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頁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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