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首都巴黎的聖母院大教堂已經重建。這座大教堂通常被世人稱為巴黎聖母院(Notre-Dame),於2019年4月遭遇了一場神秘的大火。儘管法國其它地方也發生過蓄意燒燬教堂和破壞教堂的事件,種種跡象表明,巴黎聖母院的失火很可能只是一場意外。然而聖母院哥特式(Gothic)風格的修復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已於12月7日正式重新對公眾開放。

顯而易見,在巴黎聖母院的修複方案中,哥德式大教堂風格戰勝了許多醜陋的現代主義大教堂設計,這讓人倍感欣慰。人們不禁要問,那些要將教堂現代化的建議中有多少是真心實意的,而不只是公關噱頭。不可否認的是,有些人確實是在推動新潮的現代化設計。然而最終的方案恰恰相反,大教堂的屋頂完全按照中世紀的建築技術原樣重建,內部也得到了清理和修復。唯一的缺陷(如果要用 「缺陷」這個詞來形容的話)就是,那古怪的半圓形現代主義祭壇和其它醜陋的裝飾,以及非常明亮的LED燈,讓人聯想到公司的會客廳或機場的洗手間。我們只能等待品味的改變,從而看到這些問題得到糾正;而在其它方面,巴黎聖母院修復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我希望這次修復也標誌著西方建築風格的一個轉折點。太多的當代建築師更熱衷於自我欣賞和相互吹捧,而不是讓公眾滿意。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公民藝術協會(the National Civic Art Society in America,簡稱NCAS)2020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眾更喜歡傳統建築。然而當代建築師更喜歡推行他們認為民眾應該想要的東西,而不是民眾真正想要的東西。其結果就是,在整個西方,玻璃鋼或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怪異建築似乎層出不窮,令人頭暈目眩。

這個怪異現象至少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法國建築師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年)堅持為客戶提供笨拙而醜陋的建築,如巴黎郊區普瓦西(Poissy)的薩沃耶別墅(Villa Savoye)和波爾多市(Bordeaux)的弗魯吉斯城(Cité Frugès)住宅區。這些開發項目要麼因不適合居住而被人唾棄,要麼後來被業主重新設計並裝飾成更傳統的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艾森曼(Peter Eisenman)和蓋里(Frank Gehry)等當代美國「建築大師」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們不斷贏得公共建築的設計合同和獎項,然而他們的建築作品卻一直為普羅大眾所厭惡。例如,對於蓋里在西班牙畢爾巴鄂(Bilbao)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或艾森曼在西班牙加利西亞(Galicia)設計的醜陋不堪、現已廢棄的文化城(City of Culture),公眾大多持負面觀感。

無論人們喜歡與否,艾森曼的建築都刻意體現出一種令人不適和尷尬的特質。在1982年的一次著名辯論中,他斷言:「藝術或建築的作用可能只是提醒人們,一切事物都不對勁。」與之相對,他更傾向於焦慮、不和諧和不協調。在艾森曼看來,建築師的作用就是把正確的品味強加給公眾。在那場辯論中,艾森曼的對話者,美國建築大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反對這種做法,他堅持強調和諧與平衡的必要性,這種觀點獲得了公眾認同。亞歷山大尤其將巴黎郊外沙特爾(Chartres)的哥德式大教堂奉為優秀建築的典範。

對此,艾森曼堅決反對:「我認為那是一座乏味的建築。對我來說,沙特爾大教堂是最無趣的大教堂之一。事實上,我曾多次前往沙特爾,在街對面的餐廳用餐,喝的是1934年的默爾索(Mersault)紅葡萄酒,非常精緻,但我從未進入過那座大教堂。我只是路過那家大教堂。對於我來說,只要看過一座哥德式大教堂,就等於看過了所有大教堂。」

隨著巴黎聖母院以哥德式風格修復工程的完成,人們終於有機會對這種庸俗主義(philistinism)說不,也許西方世界再次為美麗的公共建築做好了準備。

現在,儘管我們已經看到哥德式建築風格的復興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美麗建築的復興並不意味著任何特定風格的回歸。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建築比任何其它藝術都更能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更充實。建築不僅能保護我們免受風雨侵襲,還能促進和塑造社會交往,因為我們在建築中生活、工作或從事著各式各樣的其它活動,而且無論我們住在哪裏,都會被形式各異的建築所包圍。

建築是我們界定空間並將其標記為某種有意義的目的的最佳手段。同樣重要的是,永久性建築代表著時間的連續性以及人類在一個地方和一個社區的根基。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認為,人們必須學會適應生硬和不舒適的建築,這種觀點應該受到唾棄。

相反,我們必須明白,建築是為了滿足我們的需求而建造的,而這些需求是古羅馬建築大師馬爾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Marcus Vitruvius Pollio,公元前80年或前70年—約前25年)在兩千多年前總結出來的,他對後羅馬時代的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西方建築之父」。他主張,建築必須體現美觀(beauty)、穩定(stability)和實用(usefulness)等特性,這就是大家熟知的「維特魯威三要素」。這些要素是所有優秀建築的靈魂,毫無疑問我們在巴黎聖母院這樣的建築中看到了,感受到了。

巴黎聖母院能在這場大火中倖存下來並屹立不倒,正是穩定性的具體體現。聖母院的美觀舉世皆知,並在這次修復中得到了延續。那麼維特魯威三要素中的第三個要素體現在哪裏呢?在這個看似無神的時代,聖母院的實用性也許最容易被外界忽視。巴黎聖母院在本質上就是一座教堂,一座為特定禮儀目的而設計的建築,在空間上代表了基督教對天堂和神聖秩序的憧憬。

如果說巴黎聖母院的此次修復是西方建築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期待人類精神上的復興呢?讓我們衷心希望並虔誠祈禱,傳統精神亦能迎來回歸與復興。#

作者簡介:

邁克爾‧博納(Michael Bonner)是總部位於紐約的阿特拉斯戰略顧問公司(Atlas Strategic Advisors)的傳播和公共政策顧問。他擁有牛津大學伊朗歷史博士學位,同時也是一位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捍衛文明:人類的過去如何塑造更好的現在》(In Defense of Civilization: How Our Past Can Renew Our Present,2023)。

原文: Let’s Hope the Restoration of Notre-Dame in Gothic Style Prompts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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