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紅衛兵的一大標誌性人物宋彬彬在美國去世，終年77歲。
對於宋彬彬這個名字，今天很多四五十歲以及更年輕的中國人可以說已經很陌生了。
她生於1949年，是名副其實的「紅二代」。其父宋任窮是中共開國上將，文革後成為「中共八老」之一。
毛澤東發起文革後，1966年6月2日，時為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高三學生的宋彬彬，率先在學校參與貼出大字報並攻擊學校高層。當年8月18日，宋彬彬作為北京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廣場接受了毛澤東的檢閱，並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還對她說「要武」！從此，「宋要武」成了宋彬彬的另一個名字，更成了聞名全國的文革暴力符號。
1969年，宋彬彬前往內蒙古插隊，1972年進入長春地質學院成為工農兵學員。文革結束後，她於1980年赴美留學，之後在美低調工作生活。
2003年，宋彬彬回國定居後，開始參與老同學關於母校副校長卞仲耘之死的調查。
2013年10月，中共十大開國元帥之一、前副總理陳毅之子陳小魯曾就文革期間批鬥老師等惡行，向當年的老師公開道歉。事件啟發了宋彬彬等人，認為「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2014年1月，宋彬彬與其他老同學紅衛兵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為當時未能阻止暴行，未能保護老師公開表示懺悔與道歉。「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不過，卞的丈夫王晶垚發表聲明，強調在真相大白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作為昔日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辭世的消息在大陸幾乎悄無聲息，沒有任何一家官媒報道，但在海外卻引發了一些關注和了解那段歷史的網民的議論。
常言道蓋棺定論。但宋彬彬身後似乎並未蓋棺定論。人們對她在文革中的經歷以及後來的道歉仍然存在著爭議。
大約2012年左右，宋彬彬在網上公開發布了「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一文，對自己的人生特別是文革初期那段經歷做了回顧和反思。
在我看來，不管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負有甚麼樣的責任，也不管她的懺悔與道歉是否真誠，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她本人也是文革的犧牲品，也是毛發動文革所利用的一顆棋子。
據宋彬彬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中回憶，1960至1966的中學六年，她都是在女附中度過的。上初中時大家都很單純，除了上課，腦子裏沒有別的，就是玩，直到初中畢業她連入團申請書都沒寫過。
她回憶說，「1963年升入高中後，學校階級鬥爭教育開始明顯加強。雖說有『講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階級路線，但共青團內還是做了在發展工作中貫徹階級路線的報告，要重點培養幹部子弟。在團組織的幫助下，我高一入了團。入團後，我覺得自己政治上比較幼稚，所以願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學接近。那時我每天給劉進補習俄語，因為她一貫反對同學中的驕嬌二氣，反對幹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鍛鍊和勞動時特能吃苦，還敢於在課堂上提問題，所以我對她的印象很深。我覺得要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應該像她那樣自覺鍛鍊。那時，我們班組織過不少活動，像從學校步行去爬鷲峰，給革命母親夏娘娘掃墓，請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講革命故事，等等。我們每天學毛選，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為榜樣，批判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雷鋒的很多話成了我們的口頭語：『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還有王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裏同學的思想也很活躍，大家常在政治課上提出各種問題展開討論，不清楚就問老師，但課任老師經常回答不了，於是學校派教導處副主任梅老師教我們班的政治課。
「1966年春季開學後，報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斷，給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那時我們高三年級已經學完了全部高中課程，進入複習備考階段，可我們無法靜下心來學習，覺得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黨，學校16名學生黨員組成了學生黨支部。當我們得知，1965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生學潮的消息時，都很羨慕，認為他們提前經受了階級鬥爭大風大浪的考驗，希望女附中也能有這樣的機會。在學生黨支部會上，大家熱烈討論國際、國內形勢，積極分析甚麼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表現，對我校在貫徹教育方針上提出了不少意見和建議，還和負責學生黨支部的梅老師展開討論或辯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那天一早，高三的學生黨員劉進、馬德秀來學校找我（我是住校生）。劉進說：『現在黨號召了，我們原來提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我想，這保衛黨保衛毛主席保衛社會主義的鬥爭，這些意見在支部也討論過，因此當即表示同意。我們連草稿都沒有打，三人邊說邊由劉進寫在舊報紙上。她簽名後，我和馬德秀也簽了名。
「現在我已記不清楚大字報的標題和具體的措辭了，只記得是對學校不讓我們高三學生參加運動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近年，有幾個同學回憶起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領向何方』，開頭的一句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
6月4日，由團中央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正式進駐女附中。6月6日，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其中學生代表會）簡稱「學代會」）主席是劉進，副主席4名，宋彬彬是其中之一。接下來的8月，宋彬彬又成了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
據宋彬彬回憶，8月18日前兩天，他們接到了去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通知。8月18日這天，女附中的隊伍很早就到了天安門。當天，她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見到了毛澤東。
那麼「宋要武」這個讓宋彬彬聞名全國的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她說，8月18日那天，「被邀請登上城樓的中學生有上千人之多，學生中膽子大的都去給中央領導人戴紅衛兵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袖章，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紅衛兵』三個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身後一個男生（後來知道是師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別人都上去給領導人獻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甚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也認識我。我問他，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初二年級的一個同學也說要去獻紅領巾，他同意後我倆就過去了。毛主席並不認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他問我：『你叫甚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當我從天安門下來見到同學們時，大家圍著我問長問短十分羨慕，都覺得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榮學校的光榮。
「8月18日下午返回學校後，《光明日報》一位年輕的男記者來採訪我，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他讓我寫下來，我說就這麼兩句話不用寫了吧。後來我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甚麼可寫的？我沒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氣，對同學說，怎麼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隨便寫文章登報呢？怎麼還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給起的，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改名啊。」
接著《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的文章。從此，「宋要武」的名字滿天飛，全國各地都有人給宋彬彬往學校寫信，大部份寫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寫宋彬彬收的。「這麼一來，別說宋要武，就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幾個月後，班裏幾個同學幫我改名，她們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 宋彬彬說。
宋彬彬的這段經歷充份說明，她並非天生就是紅衛兵，更不是天生就是宋要武，她是在中共洗腦宣傳和教育的影響塑造下，一步步變成紅衛兵，最後變成宋要武的。如果宋彬彬不是生在毛時代的中國，而是生在別的國家，她的人生顯然將會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番模樣。其實，豈止是宋彬彬，以她為代表的整個紅衛兵一代，哪一個不是如此？
這就是說，是中共，是中共的洗腦宣傳和教育，把宋彬彬那代中國年輕人變成了瘋狂的紅衛兵，變成了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砸爛封資修」的工具。
在十年浩劫中，充當打手和棋子的宋彬彬們犯沒犯錯？當然犯了，不但犯了錯，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但罪魁禍首不是他們，而是萬惡的中共。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分清，一定要記住。#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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