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坐到我身邊。聽我對你講一個故事，關於活著，關於生命和愛，關於靈魂的終極歸宿。這是一個長長的上海故事，來到上海和離開上海的故事。
讓我先將時鐘撥回去，不遠。二零一七年的洛杉磯，我們下飛機後的第一個清晨，聖蓋博公園，我和蛟龍一起，參加當地的集體煉功。音樂悠揚，當我舉起手臂站樁時，突然心有所感。我彷彿在一個鏡頭裏，一個預先設置好的場景裏，我們身處的這一幕，藍天，白雲，腳下的青草地，公園裏，遠遠近近的、幾人才能合抱的參天大樹，風拂過我臉上的髮絲，這樣的情景，耳邊響起的音樂——所有的情景，這個公園，和我在上海時夢到的場景，是一模一樣的。是真的嗎？我來到了美國，自由的國度，我的應許之地，因為信仰，因為召喚。
彷彿一條長長的路，二零一七年的洛杉磯聖蓋博公園，是長途跋涉後，停靠的一個驛站。而我的出發點，是中國，紅色中國，蘇北平原，宿遷農村。
多年以後，我明白了，這個名字是告訴我：下（夏）到苦（海）返本歸真（珍）。
一、
在蘇北平原，宿遷的一個村子裏，全村有一百多戶人家。其中一戶夏姓農家，五間房，房子是黃土壘的牆，麥秸桿製成的屋頂。小院外，圍著一堵土牆。院子裏，三間住著人，祖孫一共三代人。另兩間是柴灶房。門前種了一棵梧桐樹，屋後生長著十幾棵高大的白楊樹，綠樹濃蔭裏的夏家，門口有一大塊菜地，四季都種著蔬菜，過冬時，霜雪裏還生著白菜、青蒜。
在我出生前，爸爸是一個生產隊長，是黨員，是無神論者，不信神。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呢，「革命破四舊」，村支部讓我爸爸帶著一幫幹部，去平別人的墳墓。挖別人的祖墳唄。我爸爸身為共產黨員，他也不能不去、不能怕呀，因為共產黨是講究無神論嘛。挖別人祖墳時，從墳園的一座墳墓，跑出來一窩狐狸。那狐狸呢，嘴唇是白的，有點怪異。我爸爸也不怕呀，拿著鐵鍬當場殺死了那一窩狐狸。
在一夥人往回走的路上，我爸爸的臉上，鼻子和臉頰之間，就出了一個痘痘，眼看著越來越大，到家已經腫得就老高了。這一天過去，我爸爸就不正常了，嘴裏胡言亂語，還說得很有邏輯——你害死了我一家十八口，十八條命啊，我要討債呀。
我爸爸好好的人啊，身體強壯，生來從沒得過病的，就這樣被狐狸纏身，瘋掉了，吃藥打針都沒用，鎖也鎖不住，神智不清地，邊走邊罵自己——狐狸用他的口罵，殺了十八條性命。我爸爸瘋掉的那時期，一家老少過的不是人的日子，經常挖野菜充飢，無米下鍋，沒飯吃。因為我爸爸是一家頂樑柱、主心骨，被狐狸報復，失心瘋了，家眼看著也要完了。於是，家裏請了當地的巫婆，來行旁門左道，又唱又跳的，在我家跳大仙。巫婆呢是能跟狐狸能溝通的，然後，巫婆就說，那狐狸說了，她的窩被毀了，沒有地方住，要我們家供養它。而且狐狸有名字，自稱白姑娘，可能是一個白狐吧。
我奶奶就為白姑娘豎了牌位，早晚燒香，把那個狐狸在家供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我爸爸就好了。而這狐狸，自此就附在我爸爸身上了。
爸爸媽媽後來還生了一個兒子，第三個兒子，非常聰明，生得活潑可愛。然後，冬天裏，二哥哥和三哥哥一起，去到河邊玩，很淺的一個荷塘。三哥哥穿著紅棉襖紅棉褲，掉到河裏，孩子自己翻不過來，臉朝下，憋在淤泥裏。我二哥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叫奶奶，說：你去看三惠子，三惠子在荷塘裏不動了。我奶奶跑到荷塘邊，從淤泥裏把三哥哥抱起來，可憐的孩子，已經沒有呼吸了。我爸爸是非常愛孩子的，每次吃飯的時候，他還會在桌上為小三子留他的碗筷，看著桌上的空座，他常常傷心得不能舉筷進食，思念起那個孩子，就會淚流滿面。
這樣憂患重重的日子，死和生依然繼續。小三子死後，隔了兩年，媽媽懷了我。1974年歲末，臘月天氣，蘇北平原上遍地霜雪，天還未亮，我媽媽感覺要生了，於是我爸爸穿著厚厚的棉襖棉褲，去找接生婆。屋外，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農村家家戶戶都養著看家狗，那些狗啊，聽見有人在黑夜裏經過門口，趕出來，追著我爸的腿，他穿的厚棉襖棉褲，裏面的棉花給狗扯出來了，沿途幾里地的狗都追著他咬。就這樣，我爸爸帶著一身白花花的棉花，在黑夜裏奔跑，沿途的狗叫聲綿延。這是我的降生，在蘇北平原上，發出的最早的動靜。
當爸爸接到接生婆，趕回家，我已經呱呱落地了。媽媽一看是個女孩，嘆了口氣說：「可惜不是男孩。」她和爸爸，都想念被淹死的小三子。
接生婆安慰她說：「他嫂子，女孩也好的呀，貼身小棉襖。」而一身白棉花的爸爸，抱著剛剛出生的小女兒，心滿意足，笑得合不攏嘴。為了彌補心頭的傷痛，家裏人還是叫我小三子。父親另外給我取了個大名：夏海珍。夏家的姑娘海珍。多年以後，我明白了，這個名字是告訴我：下（夏）到苦（海）返本歸真（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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