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特朗普與拜登對北京政策的異與同

隨著11月美國大選的不斷臨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如果特朗普明年入主白宮，將可能為美國未來的對中共政策帶來哪些方面的改變？

之所以有這方面的討論，一個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居高不下。特別是在刺殺特朗普的槍擊案發生後，特朗普幾乎在所有的搖擺選區領先拜登。美國兩黨，中共，歐洲國家，都在關注特朗普在明年1月20日，宣誓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的這種可能性。

對北京的總體策略應不會改變

不可否認的是，民主和共和兩黨黨內均有部份勢力及其背後的金主，仍然放不下對中共的幻想。但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對北京的總體政策，反映了美國主流民意對中共的看法，並且得到民主和共和兩黨主要領導人的支援。所以，明年1月分不論誰宣誓就職美國總統，華府對北京的政策應該都不會出現大的調整。

非但如此，除非中共內部出現根本的體制性變化或影響全域的人事變動，否則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政策走向，在未來的十幾，甚至幾十年裏，都基本不太可能有大的、方向性的變化。

美國政府在特朗普任內，開始對從1971年以來的對北京政策進行調整。

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同年10月，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北京政府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2001年，西方國家進一步接納北京加入世貿。從1971年基辛格訪華到2016年特朗普勝選之間的45年裏，美國政府對北京的政策，基本都是圍繞著接觸與合作這個主軸。

如果將這45年分成兩半的話，從71年到93年初老布殊任期結束，在這前一半的時間裏，美國由於需要應對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陣營的挑戰，與中共關係的基點是基於冷戰布局的考慮。

老布殊之後，從克林頓、小布殊、到奧巴馬任期的結束，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立足點，則是通過幫助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以推動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

而從2016特朗普勝選開始，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基本前提則是承認：西方世界無法以外力改變中共的政治體制。這一點，從特朗普和拜登兩位總統任內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2017年特朗普在上任之後，任命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白宮在經濟和產業方面的高級顧問。而納瓦羅在進入白宮之前，曾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的死亡陷阱》，另一本為《即將到來的對中國的戰爭》。

2021年初拜登上任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同年11月接受CNN採訪時則直言不諱地說：「我認為，以往對華政策的其中一個錯誤是，有觀點認為，通過美國的政策，我們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制度，但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

對比中美雙方的雙邊政策，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北京的對美政策朝令夕改，取決於少數幾個人的意志。而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則在過去的七、八年裏，逐步形成了各種應對中共威脅的立法。美國作為一個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一旦法律出台，再更改或重新立法，都不是一件甚麼人隨便說說就可以更改的事情。

特朗普與拜登對待北京的不同之處

特朗普和拜登在與北京具體打交道時，手法和角度大不相同。圖為北京的戶外螢幕上播放拜登出席2023年11月16日在加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不容置疑的是，即使國會對中共的立法走向不會有大的變化，但特朗普和拜登在與北京具體打交道的時候，手法和角度都存在著巨大的不同。

特朗普是獨斷專行的CEO作風，而拜登則是一套面面俱到、細膩的太極拳手法。

特朗普2016年勝選不到一個月，尚未宣誓就職，就直接與蔡英文總統通電話，引起整個美國甚至西方世界的軒然大波。之後，從2018年1月加徵太陽能電池組件關稅，9月大規模全面增加關稅，12月在溫哥華抓孟晚舟，幾乎每次出手都讓北京猝不及防。

2017年4月6日，習近平到訪海湖山莊，特朗普則在私人家宴上通知習，美軍為懲戒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對敘發動了空襲。特朗普對待習近平，就好比一個大公司的CEO，在極其重大的問題上，用輕描淡寫的方式，告知下屬他的決定。

美國從基辛格開始，長達45年對北京的熊貓派政策可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能在其任內短短的的4年裏，完成華府對北京整個政策的基本轉型，特朗普獨斷專行的CEO辦事方式可說是功不可沒。

但美國對北京政策大幅度轉型所帶來的一個巨大問提，就是如何處理這種轉型對西方企業界的在華投資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對西方消費者所帶來的價格衝擊。特朗普雷厲風行的CEO辦事效率，雖然在整體上迅速完成了對北京政策的基本轉型，但卻留下了許多需要補漏的環節。

拜登上任後，以其老牌政治家的嫺熟手腕，在整個對北京政策的處理上遊刃有餘。一方面出台「小院高牆」的高科技管理政策，阻止中共繼續從西方獲得先進的技術。另一方面，高層出訪北京的團隊卻接連不斷。好像是在求著北京進行談判，為何？

太極拳腳，以柔克剛之術者也。

美國是民主國家，政府不能不考慮選民的利益。華爾街的大佬們和廉價中國產品的美國消費者們，都是選民，他們的利益都不能不考慮。美國聯邦政府對北京的熊貓政策在過去的數十年裏，造成了中美關係和中西關係的大的態勢和環境。現在，聯邦政府出於安全的考慮，不得不將對北京的政策進行調整。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民選政府需要給西方的企業界和消費者留下足夠的時間去消化聯邦政府的新政策。

拜登的國務卿、財長、商務部長先後多次出訪北京。雖然一個個空手而回，但在這個過程中，卻讓美國在華的投資企業開始逐步意識到，中美關係未來不可逆轉的走向。同時，也讓歐洲的盟國認識到，中西方關係所面臨的無法迴避的選擇。當然，也為西方的企業和投資撤出中國，創造了必要的時間。

在台灣安全和台海和平問題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特朗普曾直接說，如果北京武力犯台，他將轟炸北京。而拜登則是在公開場合，四次聲明一旦共軍入侵台灣，美國將軍事介入。

從二人對台灣問題的不同表態，也不難看出二人在處理對中共問題時手法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