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女巿民胡友平為阻止兇徒殘殺日本小學生而喪生,日前日本大使館為其下了半旗。在我印象中,一個國家為本國普通國民下半旗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至於為別國普通國民下半旗,那更是一種破天荒的國家行為。

我印象中,中共只曾為毛澤東去世下了半旗,其他歷屆中共黨魁都沒有這種待遇。至於一般中國百姓,那更是想都不用想。

國家很大,個人很小,國旗神聖不可侵犯,國旗被全部降下,象徵一個政權被取代。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國旗在香港被降下,中共國旗被升起,那象徵政權的更迭。

國旗有如此莊嚴的地位,降半旗一定是相當重大的國事,一個正常的國家降半旗必得有充份理由,否則國旗隨便升降,便形同兒戲,國旗不值錢,國家尊嚴何在?

一個平常的中國女性,為保護日本孩子付出生命代價,這種事情在一個人性彰顯的社會,也不是難得一見的事。見義勇為的人永遠在民間,一剎那的義憤衝動,將個人安危置諸度外,善良的人都有這樣的天性底色,差別只在當時的環境,千鈞一髮之際個人的選擇。

胡女士的義行在日本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這是很正常的,普天之下,誰會不為一個保護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人而動容?胡女士去世後,在華日本人為她捐款,據說數日之內已籌集四百多萬元;在日本國內,這件事掀起的輿論風潮,大概也是日本建國以來罕見的。但即使如此,日本國民與政府仍舊感覺無法表達內心的悲慟與感激於萬一,實在沒有辦法,才想到為胡女士降半旗這個空前的國家行為。

一個國家為一個異國平民降半旗,這相當於一個國家為一個異國平民俯首,日本人容許自己的國家作出如此卑微的表現,那不只是對胡女士一個人,那是對人間的愛與悲憫的臣服,是對人性的頂禮膜拜。

這件事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日本人對一個保護他們孩子的中國女性的愛戴,更是一種普遍的國家觀念的體現。國家是甚麼?國家是誰的?國家為何值得我們愛?將國旗降半,不只是表示某些國民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所有國民的共同意志。因為國旗不能輕易降下來,所以那種哀傷不是普通的哀傷,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的表達。

國旗不能隨便降,一天到晚降半旗,國旗就失去應有的象徵性,但當事件反映出來的是基本人性,是立國之本,是千秋萬代以下,一個國家的正氣時,為一個尋常的異國女子降半旗,就有非凡的意義。因為這件事,日本人的凝聚力會更強,正義會得到伸張,政府會更加愛惜她的人民,人民也會更加熱愛自己的國家。

這件事當然不會發生在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性沒有高到可以凌駕在國家之上,愛與憐憫也要服從於對黨的忠誠。一個人犧牲自己的性命,如果是國家與政府得益,那這個人的死是有價值的,如果只是為了救人,那他的死也只對為之獻身的那個人有意義。

國家憑甚麼凌駕於個人之上?國家如果可以無視個人的存在,無視每個平民的福祉,那這個國家便不是屬於所有人的,只屬於那些掌握國家權力﹑對全體民眾操生殺大權的人。這樣的國家,當然不會為一個平民降半旗,因為國家只是他家的,降他的半旗等於對他的羞辱。

中共最根本的問題是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在中共眼裏,只有黨性凌駕人性,黨性才能鵲巢鳩佔,黨性深入人心,人性便沒有立足之地。一個失去人性的民族,對專制獨裁者最有利,因為人性會喚起愛與憐憫,而愛與憐憫恰恰與革命的冷酷無情相牴觸。

中國人傳統的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人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便是愛是普遍性的,天下通行,千古一例。這種基本人性在中共數十年的糟蹋之下,越來越被稀薄,以至一旦強調愛與憐憫,就是小資產階級溫情,就是缺乏革命意志與立場。

胡女士去世後,很多市民自發到她遇難處獻花圈,當地政府又恐慌起來,千方百計阻繞,政府迫於民意,授與胡女士「見義勇為模範」,故意貶低她的英勇精神,在中共眼裏,為一個敵國的人民獻身,不值得鼓勵。與此同時,網上出現不少「鋤奸團」,有女人打電話給政府機構,要求釋放持刀殺人的兇徒,說他是「為民除害」。這都是中共長時間洗腦洗出來的一幫禽獸。

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調「鬥爭哲學」,大量黨的文宣渲染對西方先進國家和普世價值的仇恨,中共意識形態離文明越來越遠。從胡女士身上,我們看到中華民族未來的出路,從中共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末路——中國人就處在這樣的生死關頭,一念之差,天堂地獄。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顏純鈎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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