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身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在港英時期，市民普遍政治冷感，後期才有區議會和立法局直選。直到1989年6月4日中共屠城，「啟蒙」數百萬名市民，令港人知道何謂政治，何謂獨裁。隨著時間流逝，社運激情冷卻，變得「不想回憶」，慢慢忘記」，但政府每年也主動提醒「敏感日子」將至。
翻查資料，支聯會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在1990年六四1周年有15萬人出席，反映1989年上街的超過150萬人，一年後已急跌至僅十份之一仍身體力行關心六四。1992年至2008年，每年出席人數都少於10萬人，1995年是史上最低，只得3.5萬人；其餘很多年份都只得4、5萬人。
值得留意的是，集會人數由2008年的4.8萬人大幅躍升至2009年的15萬人，突然重返到1990年六四1周年的最高位。2009年也是我首次出席集會的年份，是誰「煽惑」我出席呢？不是支聯會，而是時任特首曾蔭權。
2008年集會人數很少，印象中，當年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非常強，支持劉翔等中國運動員，忘記中共的黑歷史，覺得中國搞奧運「由治及興」吧？
2009年5月14日，曾蔭權在立法會回答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時説：「時間過了，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其評價，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更進一步稱他這個說法「代表整體香港人的意見」，引起泛民議員強烈不滿，拉隊離場。
當年風波不斷發酵，高登討論區亦有大量討論，大批1989年還未出生的年輕人突然關心六四，然後我上網觀看歴史影片，令我真正了解六四，促使當時中六的我首次出席維園集會，向曾蔭權說「不」。
現在再回憶起那段往事，發覺當年的確是美好的社運年代。自2006年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起，80後社運開始崛起。2009年，激進民主派提出「五區公投」，2010年正式投票。同年，再爆發反高鐵衝突。雖然種種事件都以失敗告終，卻播下大量民主抗爭的種子。
2020至2022年，港府用圍封維園提醒我們六四臨近，去年則改用市集「佔領」維園，淡化以公權力禁止悼念的觀感。
近日臨近六四35周年，在家法管治之下，市面和網絡上都沒有任何氣氛，市民回歸去政治化的新生活。不過，警方突然提醒大家六四臨近，拘捕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其餘6人，指他們涉嫌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
2021年11月，中共通過了第3個歷史決議，提到「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嚴重政治風波。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六四鎮壓如此「正義」，為何會是港府口中的「敏感日子」？鄧炳強為何不跟從中共歷史決議的字眼呢？◇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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