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百年世界曾經出現過不少國家，它們的經濟一度高速增長，但後來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從此停滯甚至出現衰退。現在越來越多人也擔憂中國的情況，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現在正處在中等偏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目前是否將要或者已經掉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闖關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是少數
台灣宏觀經濟學家吳嘉隆在《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就是說到這裏以後前進不下去了，就是原來的發展會倒退。這類似有人把石頭推上山坡，推到一半以後推不下去了，石頭滾回山底，就是跨不過去一個陷阱。從歷史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國家跨過去，有些國家跨不過去，大部份跨不過去。
吳嘉隆說，亞洲、中東甚至於非洲國家，只要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從比較低端收入開始向中等收入推進的早期階段，都可能取得一些發展，這個過程當中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說有的是國家介入，這就是我們講的第一個階段，叫作公共資本推動的增長。基礎建設或者重要工業由國有企業來推動投資，這非常容易看到，這也是為甚麼中國後來發展時也走上這個道路。
但是問題出在公共資本是為了幫助民間資本的形成和累積，公共資本完成了之後，要接著努力營造一個有利於民營企業的經商環境，提高資本報酬率。然後用公共投資帶出民間投資，最後公共投資功成身退，開始由民間資本來接棒。
民間資本有一個功能是公共資本做不到的，就是承擔風險，民間資本大部份的事情是在推動創新、承擔風險，所以它組織各種經濟資源，設計商業模式、企業策略，然後面對風險，所以它必須有利潤。因為它做的好時有利潤，可是情況不妙時它會虧損，跨時間來說，有時候賺錢，有時候虧錢，所以利潤是準備應對將來競爭激烈時虧損之用的，不能把這個利潤當做是剝削。
朱鎔基時代提到的政府職能轉換，就是這個意思，然後國家變成制定規則，變成一個監督者，很多事情開始交由民營企業來摸索、創新與承擔風險。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卡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轉不過去，這樣的例子非常多，不只是東亞的菲律賓、緬甸，還有中亞、非洲、南美洲一大堆的國家都跨不過去。跨過去的只是少數幾個國家，這些國家就變成一個榜樣，讓人來研究它是怎麼辦到的。
台灣成功闖過 中等收入陷阱
吳嘉隆表示，台灣和南韓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台灣的重要經驗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培養創造了一批企業家隊伍或者企業家階層，他們履行企業組織的功能，就是設計商業模式、組織經濟資源、推動創新和承擔風險，這個絕對不是公務員能做的。
以台灣的經驗來講，國民政府遷到台灣之後，讓地主把土地交出來以後，發給國營事業的股票，把地主轉成企業家；然後把原來的資本家逼下海經商轉成企業家。所以台灣早期的那些四大公司，做水泥、玻璃的，很多當年的民營企業家，其實是原來的地主階級轉成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在台灣的發展是先民富再國強。而在中國大陸是反過來，要先國強再民富。
接下來是重商主義，國家用力量來扶持民間企業，一步一步來，先是農業再工業，再商業再對外貿易。台灣早期，就是從農業入手，通過農業部門的累積，把資本轉移到工業部門進行工業化，最後投入國際貿易全球化。所以第一個階段就是內部要能夠創造和培養出企業家隊伍或企業家階層。
第二個階段，有一個臨時的辦法來補充，就是吸引外來投資，那麼外商就成了台灣的企業家隊伍。你沒有這些工業，我先替你幹這個活，以前台灣吸引外來投資很厲害的時候，外商帶進來的不只是資本，還有技術、訂單和人才培養。就是說讓外商來扮演早期的開路先鋒資本家、企業家的角色。
一些國家中等收入陷阱沒有跨過去，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的企業家隊伍被卡住了，沒有辦法形成一代又一代的企業家階層或企業家隊伍。以中國大陸的情況來講，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為甚麼取得重大成果？因為很多人下海經商，很多人換跑道，然後民營企業就發展起來了。
但是在中國大陸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民營企業通常也要有政治背景、政治關係，所以到最後政治的手介入，你看看現在，民營企業家基本上都在潤、在跑。所以我們觀察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集中觀察它的企業家隊伍到底是起來了還是下去了？
第三點就是人力資源的培養。蔣介石到台灣以後，在1950年代初期開始做兩件事。第一件就是開放地方選舉，縣市長就開始選了，一度選到台北市市長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居然落選，除了台北市以外，其它地方這種也有反對派的人當選的。所以台灣早就有選舉的經驗，把人選上去，把人選下來。中國大陸的選舉是可以把人選上去，但是沒有辦法把人選下來。差別在這裏。
蔣介石除了搞地方選舉之外，還做一件事情，就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小學六年加初中三年由國家負擔。所有的人有義務接受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那個年代很多人念醫科和念工程，所以你會看到台灣的疫苗研究、醫學健康系統發展得很不錯，另外再加上工程，很多半導體行業的人都是學工程的，這就是教育埋下的種子。當年日本明治維新階段，伊藤博文去歐洲考察回來也是搞教育。教育才是國家大國崛起的根本。
缺乏制度創新 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吳嘉隆提及，現在看中國大陸，雖然大學畢業生已經夠多了，但是教育機會根本不夠。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從清朝末期就開始追求變法維新，當時談的是船堅炮利，用現在的話講叫作技術創新，接下來的政治制度設計的部份叫作制度創新。目前來看，中等收入陷阱會卡住，就是這兩個創新沒有辦法跨過門檻。
技術創新就是要培養人才，尤其是高階人才。其實台積電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張忠謀是高階人才，就是有元帥才能夠率領將軍，有將軍才能夠率領士兵。所以人才的培養，尤其是高階人才，這個都很重要，這是技術創新的關鍵。
制度創新是這樣的，很重要的根本原理是阻止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因為既得利益階層就是權貴階層，他們沒有流動性，總是那一批人在掌權。既得利益階層長期化的結果，就會阻礙制度創新、阻礙制度轉型。結果這個國家就卡住了。
吳嘉隆說，共產黨一直沒有擺脫革命黨的特性，沒有轉型成正常的政黨，它把之前的既得利益階層推翻了，它自己成為既得利益階級。然後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就變成現在看到的這個權貴階層開始封殺很多政治改革，封殺制度轉型。然後把老百姓當作收割的對象，把人民變成韭菜、廉價勞動力，叫作人口紅利。
所以共產黨這個制度最後一定崩壞。現在中共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的整個問題，出在有技術能力，沒有制度能力；有技術創新，沒有制度創新。所以最後中等收入陷阱絕對會跨不過去。而那些成功的經驗，都進行了社會轉型。
中共體制難以轉型 惡性循環直到崩潰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政治制度的這種轉型，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的條件。如果是集權統治的體制，我們還沒有看到它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但是，有些國家它政治轉型了，但同樣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因為一個國家最終能夠在經濟上持續跨越，依靠的是企業，依靠的是由下而上的一種經濟動能。就好像一輛馬車，它要跑得快，主要動力來自那匹馬，而不是那個駕車的人。另外，馬車也不是僅僅馬跑得快就行了，它同時還需要這個駕馬車的人能維持方向和平衡。所以我認為就是馬和馬車伕需要一個平衡，兩者缺一不可。
在集權專制的體制下，由於馬車伕也就是擁有權力的人，他是獨裁者或者是寡頭集團，他掌握了甚至壟斷了社會資源，他會形成一個持續的排擠效果，嚴重的抑制底層的動力，在經濟上主要是抑制企業的動力。因此那個馬就不想跑了，躺平了。另一方面，由於他完全不接受監督，也沒有隨機調整的應變機制。最後一個判斷失誤，就可能造成車毀人亡。
郭君說，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南韓，情況都有類似，都有吃苦耐勞的人民，創業精神極強，經濟動力極強。而中國也採取了日本的模式，就是東亞模式來發展經濟，就是依靠出口，依靠西方市場來推動整個經濟起飛。但中國不成功的地方在於社會嚴重不公平，貧富懸殊非常巨大，地區差別也非常巨大，這種差別會造成整個社會的不穩定。
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實行權力絕對壟斷的集權專制體制，擁有權力的人，他會想辦法把權力兌現成為各種現實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這是人性決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種情況，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不斷的強化自己的權力，強化自己的各種利益，導致這個社會分配極度不公平，社會不安定也不穩定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我認為中共的最高層的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也要必須改變，所以出現了有時政策向左轉的情況，比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和中共黨魁的共同富裕的政策，其實想糾正這個問題，但是他們的這種做法是註定無法成功的。因為他們必須依靠各種各級政府官員來執行這個損上益下的改革，這批人他們必須要損害自己的利益，去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這個靠他們是做不到的，靠這個體制也是無法做到的。
所以這就是專制體制的一個致命傷，它沒有辦法改變矛盾，這個矛盾也是無法癒合的，而當矛盾爆發時，經濟下行時，當權者會進一步損下，就是損失下面來益上面，以保證自己的利益。當然這個結果就會更糟糕，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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