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鄧小平為甚麼要製造「六四」屠殺？

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事件。

根據「六四」屠殺後被打倒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的說法，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北京沒有發生「反革命暴亂」，發生的是一場由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機槍和坦克對和平抗議的學生和民眾的屠殺。

關於鄧動用軍隊的確切數字，中共官方從未公布。從中共黨媒報道看，鄧調到北京的，至少有北京、瀋陽、濟南三個軍區的27、38、 39、63四個集團軍的部隊，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13個軍，大約15至25萬人。

這次屠殺死了多少人呢？

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

趙紫陽的質疑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對1989年中共關於「六四」學生民主運動的說法提出了三點疑問：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甚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

第二，當時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國家政權，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方面又有甚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甚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甚麼？是要推翻國家政權嗎？

很顯然，趙紫陽不相信中共的說辭。

鄧小平為甚麼要製造「六四」屠殺？

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殺人是共產黨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最重要的手段。

崇尚暴力，是中共老祖宗馬克思留給後代共產黨人最重要的基因之一。

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馬克思的大徒弟列寧，不僅崇尚暴力，而且直接以殺人立威，以殺人治國。1920年10月20日，列寧在《關於專政問題的歷史》中寫道：「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

1917年列寧通過十月政變奪取政權後，大開殺戒。據俄羅斯歷史學家祖博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僅1918到1922年2月，列寧殺了不少於200萬人。

馬克思的另一個徒弟毛澤東，當政27年，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殺了8,000萬中國人。利用「槍桿子」（軍隊）、「刀把子」（專政機器），讓億萬中國民眾恐懼，是毛維護極權統治的利器。

鄧小平當政後，沒有擔任過黨、國家、政府的最高領導職務——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卻長期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為甚麼？鄧跟毛一樣，崇尚「以槍桿子治國」，只要鄧感到他的絕對權威受到威脅，他就會開殺戒。

第二，廢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需要。

鄧小平1978年發起改革開放後，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一部份人是甚麼人呢？就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的子女們，包括鄧小平的長子鄧朴方。

但是，在1989年「六四」前，趙紫陽竟然下令調查鄧朴方的康華公司。

據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回憶：「我認為鄧家，鄧小平家裏對當時調查康華（公司）案件不滿意。這有甚麼根據？我有根據。我當時是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主任，當時給我的主要議題是中國的廉政問題。有一天，鄧小平的女兒鄧楠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說：『老鮑，為甚麼要查康華？』我告訴她說：查康華是國務院的決定。

「她問為甚麼要查呢？我說現在對康華有很多意見，老百姓中有意見，幹部中有意見，中央各部有意見，地方上也有意見。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很好，那不是還朴方一個清白嗎？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在財務上有甚麼漏洞，那就改正錯誤。那不是很好嗎？對以後工作更好嗎？」

鄧楠聽了鮑彤的說法後，竟然說：「老娘有意見！」拂袖而去。

「後來有一天，我到紫陽那裏去，紫陽說：鄧楠這個人不懂事，把朴方的那個康華查清楚，有甚麼不好呢？查清了，有缺點錯誤就改正嘛，沒有問題的話，就是給大家解釋疑團嘛。有甚麼不好呢？」

「那我就知道了，鄧楠在我這裏說『老娘有意見』後，就到紫陽那裏去了。」

趙紫陽下令查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等於動了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們的「芝士」，這可能是鄧小平聯合其他中共元老搞掉趙紫陽的重要原因之一。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調軍隊鎮壓學生，則可能是鄧搞掉趙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六四學生民主運動爆發的導火線，是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去世。當時，北京大學等許多高校學生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隨後，悼念活動演變成反腐敗、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運動。

如何處理這場學潮？

鄧小平主張調軍隊進北京，實行戒嚴，也就是武力鎮壓；趙紫陽不同意，主張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當時，中共黨政軍高層有不少人與趙的態度一致。

據趙紫陽回憶：「5月21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喬石來說，如不是鄧小平調更多軍隊來京，悲劇可能避免。現在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門廣場，首都將癱瘓。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最高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治的形式扭轉局面。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找我說，副委員長會議一致主張提前召開常委會，（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也贊成。」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支持趙的有胡啟立；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中，有李昌、李銳、杜潤生、于光遠等反對軍隊鎮壓學生。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有胡績偉等57位常委反對軍隊鎮壓學生。

在軍隊內，有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等七名上將反對軍隊鎮壓學生。

38軍軍長徐勤先少將，以「軍令不全不合法、沒有正式書面通知」為由，拒絕帶部隊進北京。

陸軍第28集團軍政委張明春少將與軍長何燕然少將，雖然奉命帶領部隊從駐地山西省大同市急赴北京執行戒嚴令，但消極抗命，其所帶領的部隊成為「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沒有按時抵達指定位置的戒嚴部隊。這表明，他們不願參與屠殺學生。

「六四」屠殺後，趙紫陽被扣上「分裂黨」「支持動亂」的罪名，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等所有職務，僅保留黨籍。

第三，堅持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的需要。

1978年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實際上，是因為毛澤東發動十年文革把中共折騰到亡黨的邊緣，為拯救中共於危亡，而採取的措施。

鄧的改革開放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堅持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的核心，是堅持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對黨的絕對領導。

1987年，鄧小平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為藉口，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趕下台。

真正的原因是，胡耀邦被指企圖逼鄧小平交軍權。

鄧雖然多次講過要退休，幹部要年輕化，但鄧並不想放棄他這個中央軍委主席對黨的絕對領導權。

1986年夏，鄧小平找胡耀邦談話，就中共十三大的人選談自己的看法。鄧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

鄧實際是在試探胡會如何反應。胡沒有細想，信以為真，內心高興，管不住自己的嘴，很快將這次僅限於鄧、胡之間的談話洩露出去了。

胡的這個做法觸犯了鄧最大的禁忌。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趙紫陽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僅以黨員的身份，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表面上，趙紫陽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實質上，鄧是中共最高領導人。

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在聽取國務院總理李鵬等的匯報後，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4月26日，根據鄧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對於鄧的這個決策，趙紫陽至少四次違逆鄧的意志。

第一次是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周年的講話中，趙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強調維穩的重要，卻隻字未提「動亂」。

第二次是5月4日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中，趙提出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問題，隻字未提「動亂」。

第三次是5月16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趙提出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李鵬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鄧小平的原話，不能動。趙明確表示不同意。

第四次是5月17日鄧提出調軍隊進北京後，趙不同意鄧的決策，提出辭職，與主張動武的鄧劃清界線。

在鄧小平看來，趙的這一系列做法，是冒犯了他這個中央軍委主席對黨的絕對領導的權威，也就是違反了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是甚麼？實際上，是四根整人的棍子。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每當他們要整人時，就會掄起這四根棍子，把你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民主專政、反馬列主義的高帽子，將你往死裏打。

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中，先是講發生了「動亂」，後講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然後講，「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目的是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帽子全扣上了。

之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指控趙「分裂黨」、「支持動亂」，將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四根棍子」全都打在趙身上。

趙紫陽至死都不承認他「分裂黨」、「支持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