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共產主義中國和美國有著不同的文化，但一位中共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簡稱文革，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左派於1966年—1976年發動的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的倖存者說，如果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比較中國文革和當今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兩者的共同之處。

在中國文革期間長大的西范弗里特（Xi Van Fleet，中國人稱「西姐」）說，今天席捲美國的「覺醒」（woke）革命的真正目標是「改變（美國）文化，摧毀過去的一切，包括傳統價值觀、傳統家庭、傳統制度」。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開始，在毛澤東死後結束，持續了十年，旨在摧毀所謂的「四舊」，即舊習俗、舊文化、舊習慣和舊思想。

范弗里特女士在10月28日接受Epoch TV《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採訪時說，必須摧毀它們，這樣毛澤東思想才能取而代之。

范弗里特女士指出，今天在美國發生的一切都旨在「摧毀一切傳統，取而代之的是『覺醒』意識形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她說，「只有當他們摧毀一切，將一切夷為平地後，他們才能重新建設——不會更好，只會更糟——從而奪取政權。」

共性

范弗里特女士引用了馬克吐溫說過的一句話，「歷史永遠不會重演，但卻常常押韻。」

她解釋說，中美兩國國情不同，文化不同，時代也不同，因此「把中美兩國比作兩個蘋果是錯誤的，是不對的，但它們押韻」。

談到美國文化變革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相似之處，范弗里特女士認為美國教育正充斥著眾多不良現象，如灌輸、篡改歷史、依照馬克思主義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模子來根據種族或性別在美國社會製造分裂，以及正在將暴力正常化等。

范弗里特女士說，如果人們想要抵制美國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革，他們首先需要了解這些變革，「你無法反擊你不了解的東西」。

然而，范弗里特女士發現，許多美國人並不了解這些變化，因為他們從未接受過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歷史方面的教育，他們接受的教育是：共產主義就是包容、同情、關愛和接納他人。

她解釋說，「像我這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經歷過共產主義或在共產主義下生活過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因為我們也曾接受過同樣的教育。」

因此，范弗里特女士寫了《毛澤東的美國：一個倖存者的警告》（Mao's America: A Survivor's Warning）一書，幫助美國人了解情況，告訴他們「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新鮮，以前就發生過」。

范弗里特女士說，一旦人們了解了情況，下一步就應該揭露它，然後需要採取行動，組織起來，從地方開始，選舉合適的人進入學校董事會。

她說，「為了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必須贏得我們的學校系統、教育系統，因為這些孩子是這個國家的未來。」

利用教育進行灌輸

范弗里特女士回憶說，她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孩子們早在幼兒園時就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他們的父母「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父母，真正的父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

「如果親生父母和黨發生衝突，你應該永遠選擇黨。」

范弗里特女士說，美國老師教育孩子們「去找值得信賴的成年人」，而不是他們的父母，「他們沒有說『黨』這個字，但情況非常相似，他們想切斷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聯繫」，以便控制孩子。

范弗里特女士說，這讓人覺得政府才是孩子們「真正的保護者」，這正是在中國曾發生過的事情。

今年4月，祖拜登總統在表彰國家和各州年度優秀教師的演講中說，「沒有別人的孩子，我們的孩子都是我們國家的孩子」。

然而，范弗里特女士說，中國的制度與美國的制度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完全控制著教育系統，所以由中共決定學校教甚麼。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由紅衛兵發動的，紅衛兵則是由中共高幹子弟領導的中學生。

范弗里特女士說，紅衛兵都被洗腦，相信自己的人生目標就是聽從毛澤東的指示，這樣毛澤東就能控制運動。

范弗里特女士說，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宗殺人事件是由一群12到16歲的女孩幹的，她們折磨她們中學的副校長，將其毆打致死。

范弗里特女士說，「（這一事件）讓紅衛兵更加膽大妄為，暴力開始真正成為家常便飯。」

1966年8月被稱為「紅八月」，在這個月的最後五天，僅在北京大興區，就有325人被紅衛兵殺害。受害者的年齡從一個月大的嬰兒到八十多歲的老人都有，有22個家庭被徹底滅門。

篡改歷史

范弗里特女士引用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一書中的名言指出，「要想控制孩子，必須篡改歷史。」

奧威爾在他的諷喻小說中寫道，「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范弗里特女士說，她在中國學到的歷史完全被篡改了。

范弗里特女士斷言，學生們在美國學校學到的歷史是文過飾非的。

「在學校裏，學生們了解了納粹的罪行、奴隸制的罪行，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共產主義的名義犯下的罪行。」

「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被殺害的人要多得多，但他們卻被灌輸共產主義就是分享。這是篡改歷史。」

壓迫者與被壓迫者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把人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無資本的無產階級。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家」階級會被認為是壓迫者階級，因為它剝削無產階級來賺錢。無產階級被認為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因此佔據了道德高地。

馬克思聲稱，要消除這種剝削，就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即消滅資產階級並沒收其財產，而黨的先鋒隊則將財產集體化並建立共產主義。

范弗里特女士說，中國採用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富人是中國遇到的所有問題的根源，因此中共的目標是「消滅富人」，從而實現公平。

范弗里特女士說，「富人是那些成功人士，包括毛澤東自己的父親。」

她說，「毛澤東的父親是一個富裕的農民。」毛澤東將自己的父親描寫成一個通過勤勞、聰明和做出許多正確決定而致富的人，而沒有剝削或壓迫過任何人。

她補充道，然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財富是原罪（the original sin），是（導致）每個人痛苦的原因。」

身份政治

范弗里特女士在Epoch TV的《Crossroads》節目中說，「人們仍然認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一種經濟制度，因為它尋求廢除私有財產和私有制。」

「但它不僅如此，它真正想要廢除的是私人思想，它想改造你；想控制你的思想。紅衛兵現象是17年（指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到1966年文革爆發）灌輸的結果。」

范弗里特女士指出，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並統治他們，共產黨人試圖分裂人民。

范弗里特女士解釋說，毛澤東的身份政治按階級劃分了中國人，富人、農民、地主和窮人都被分配了一個標籤，這就是一個人的身份。

她補充說，「如果你被歸類為黑色階級，也就是有產階級，那麼你就是國家的敵人。而那個標籤或身份會遺傳下去，傳遞給你的子孫後代。」

范弗里特女士說，在美國，身份政治利用批判種族理論（CRT）來分裂人們。她認為，批判種族理論是分化人的最有力武器，比階級更有力。

范弗里特女士澄清說，這是因為要確定一個人屬於哪個階級，需要知道他從事甚麼工作，住在哪裏，而種族則是一個人永遠戴在身上的東西。

范弗里特女士指出，除了種族之外，性別、性取向，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疫苗接種狀況也被用來製造分裂。

批判種族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分支，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旨在顛覆西方文明，並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文化領域。它將馬克思主義「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典型衝突應用於種族和性別，而不是階級。

由於階級的流動性，在美國或英國等發達國家，試圖根據階級來劃分人們的做法並不成功。例如，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成員購買了一家公司的公共股權或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那麼他就不再屬於無產階級。

范弗里特女士解釋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劃分人的標準是看這個人是反對共產黨統治還是支持共產黨統治，反對共產黨政權的人就會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鬥。

范弗里特女士說，在美國，「反革命」這個詞被「種族主義者」，或「偏執狂」，或「極端份子」等相關詞彙取代。這些詞被用來「把人驅逐出去，把（他們）放到敵人的陣營裏」。

范弗里特女士說，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人們很快認識到，富有、看起來富有、想法像有錢人、行為像資產階級，這都是不好的，所以「每個人都想看起來像無產階級」。

范弗里特女士說，同樣，在美國，像白人一樣思考、像白人一樣行事，會被認為是不好的。她舉例說，「如果你努力學習，像白人一樣行事，你就會遭到（驅逐）。」

暴力正常化

范弗里特女士在Epoch TV的《十字路口》節目中說，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認為，為了正確的事業，暴力是正當的，尤其是針對壓迫者施加的暴力。

這位文革倖存者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所有敵人，因此被殺害的人，例如土地所有者，都被認定為黑惡階級。

她說，紅衛兵把教師和校長當作壓迫者，因此對他們施暴不僅合理，而且值得慶祝和鼓勵。

范弗里特女士警告說，「（在美國）我們還沒有看到真正的暴力，但它正在到來。」

「第一步是為暴力行為辯護，我們已經邁出了這一步。現在，我們正處於慶祝暴力的階段，這將很快把我們帶入下一步……鼓勵對『所謂的壓迫者』使用暴力。」◇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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