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準確地說六四事件之前，在有志於改造中國的青年知識份子中，有一部份人有一種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加入中共，等手中有權力了之後，再利用掌握的權力改變中共，改變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融入民主世界的現代文明國家。李克強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悲劇充份證明，這條路根本走不通。

得知李克強猝死的消息後，李克強的北大校友、旅美中國的政治學者王軍濤表示「挺難受的」。

王軍濤和李克強一樣，都是1978年考進北大的，他是物理系的，李克強是法律系的。在校期間，他們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前途，成了好朋友。王軍濤回憶說，「在北大期間，李克強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是高度認同的，他在大學期間就翻譯過《法律的正當程序》這本著名的英國自由主義的書，還寫過一些論文、獲過獎。這也給他在當官期間勤政愛民打下一個基礎。」

但對於用甚麼方式改變中國，他們的看法和選擇不同，後來走了不同的路。

王軍濤告訴採訪他的媒體，當時他們都想推動中國進步。文革結束後，他們都知道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很多罪行，中國的體制有很嚴重的問題。就包括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也都主張對這個體制進行改革。

而文革十年，無論是科研事業、文化事業、領導幹部層、經濟等各方面都留下了許多空檔，這些空檔都需要新一代大學生去填補。那麼在這樣一個空檔期，李克強王軍濤他們那批大學生就有了機遇。

那個時候，他們面臨一個重要抉擇，就是怎麼去改變中國。王軍濤回憶說，「比如像李克強、張偉就說，如果我們要在歷史上最大的發揮作用，我們應當進入到這個體制裏頭去，但是在共產黨裏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得要按照他的方式去說話、得接受他的一些規矩，但那時候在共產黨裏推動改革（我們覺得）是可行的。

那我和胡平（《北京之春》雜誌主編），還有我們一大批北大的人，就認為要想真正的推動中國的變革，也許站在歷史的合理方向上，站在權力的位置上能發揮比較大的作用，但是需要一些人承擔一些風險。他們能夠說出一些道理，講出真理，然後推動社會的變革，但他們個人要承擔比較多的個人損失，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條路。

應該說呢，我們（指和李克強）屬於志同但道不合。不過我們也沒有覺得當時有甚麼衝突，只是覺得在不同的位置上來共同推動中國進步。」

但是，到了1989年六四中共開槍鎮壓愛國學生之後，像李克強這樣抱著加入中共再改變中共和中國這種想法的年輕人又面臨一個新的選擇。「這一槍開了之後呢，實際上鄧小平就沒有回頭路了，這時候中國再繼續做官的，就有可能要跟著這個體制去犯罪了。當時，張偉、天津經貿委的主任趙志剛就開著車到北京，找到在中辦工作的同學吳稼祥，向中共中央抗議，並且遞交辭職信，跟共產黨拜拜了。但李克強還決定繼續留在裏頭，還想繼續做事情。」王軍濤說。

這之後，王軍濤一直都在觀察李克強有甚麼變化。他覺得李克強在骨子裏「也很難說有甚麼變化」。

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李克強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時，他和胡平曾要求他關照被關押的郭飛雄律師。李克強「做了回應」，說明「他對政治迫害是比較煩的」。

還一個例子是，李克強上位的時候，中國只有1,000多萬家老百姓小企業，到他卸任的那年已有4,000萬家。這說明「他一直關心老百姓的生計」。

但從北大團委書記、省委書記再到中共總理，李克強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實現年輕時的理想了嗎？他改變了中共和中國了嗎？不用說，顯然沒有。連習近平走回頭路他都阻止不了，何談改變中共和中國？更可悲的是，他不但未能改變中共和中國，反倒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共改變了，甚至連自己的命都被這個惡黨早早吞嚥了！

王軍濤提及到一個細節。他說，他和李克強之所以是朋友，就是因為他們對學術界一些新思想、方法論都比較關心。「那時候的李克強思想比較敏捷，而且談風非常健，非常鋒芒畢露。後來我看李克強在講話這個一字一句的，大腦要斟酌好一陣子，我覺得這個官場怎麼把一個才子給搞成這個樣子……他今天落到這個地步，我覺得反正很不值。」

王軍濤還總結道，「李克強確確實實是被這個制度給害成了一個『人不人，鬼不鬼』，你說他是鬼吧，他其實懷著一顆仁愛的心，但你說他是人吧，在那個制度下，他至少要背書吧，他不能制止，他聽任了很多壞事的發生。比如在追查國際的網站上，他作為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就是被追查的對象。遼寧省是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省份之一。還有河南的愛滋病，實際發端於李長春，當時他在做省委書記，李長春是常委，他當然他沒法動，他也建立了一些機制遏制了愛滋病的勢頭，但他並不能真的去處理這些責任人。

昨天我們還在討論，胡平打了個比方，我們是講直線救國，而李克強覺得拐一個彎，先進到制度裏去，然後呢到了一個位置能做更多的好事，結果這個曲線還沒走完，他人就沒了，而且以這麼一個方式走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抱著改變中共和中國的理想加入中共的那批有志青年，後來大體上分化成了兩部份。其中大多數可以說被中共體制漸漸同化了，墮落了，甚至成了貪官污吏。就像王軍濤說的，「他覺得我不能改變制度，乾脆就跟著這個制度一塊去撈取個人利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另外極少一部份人，雖然為官清廉，沒有墮落成貪官污吏，但也沒改變甚麼。不僅如此，「李克強至少沒有制止中共政權做壞事，沒有和壞事決裂，他反而附和、背書，這是一個悲劇。」王軍濤說。

他們的命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中共體制就是一個大染缸，遵從的是逆淘汰機制，不同流合污者就會被淘汰出局，因此很少人不被他染黑；另一方面，即使是沒被染黑，還想改變現狀的高官，因為勢單力薄，也無法跟龐大的體制對抗，為了生存不得不為中共背書，被中共牽著鼻子走。李克強汪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後我想引用王軍濤的話作為這篇短文的結束語：「我覺得李克強的悲劇，充份說明在80年代，一大批有為的中國人希望進入共產黨體制裏頭，然後通過共產黨來改變中國，現在充份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一定要退出共產黨，在共產黨之外，另謀中國的出路，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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