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激烈的地緣政治搏殺中，華爾街大佬們忙碌地大搞「穿梭外交」，試圖左右逢源。在中共陷入困境時，華爾街多次在華府為其充當說客，不料如今得到的是在中國市場的慘敗。
5月31日，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在上海舉行的為期三天的摩根大通全球中國峰會上稱：「我們不要試圖脫鉤。」
這句話是中共當局樂於聽到的。中共極力反對美國和歐洲跟自己脫鉤，即使美歐最近在G7峰會上換了一個柔性的說法——「去風險」，中共仍然反應激烈。
中共官媒新華社聲稱「去風險只是變相的脫鉤」，「從本質上講，去風險與脫鉤幾乎沒有區別」，並指責美國一直在「加緊對中國（中共）的圍攻」。
中共駐歐盟大使傅聰在接受《新政治家》採訪時聲稱：「如果去風險意味著讓中國擺脫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特別是在關鍵領域，當它涉及關鍵技術時，我們堅決反對。」
因此，戴蒙的話深得中共歡心。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與戴蒙握手，告訴他上海希望摩根大通繼續促進國際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的投資。
科爾分析公司創始人兼《政治風險雜誌》出版商科爾（Anders Corr）6月11日告訴大紀元，美國公司的行政總裁通過向中共政權暗示他們想聽到的東西，比如他們「支持中國共產黨並且可以成為它們值得信賴的盟友」，以降低他們在中國的政治風險。
然而，在回到美國之後沒幾天，戴蒙6月6日在美國國會大廈稱讚白宮官員「正在談論正確的事情」。他說，國務卿布林肯等人正在關注國家安全、稀土和半導體等切身利益，同時努力解決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去年五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演講中勾勒了跟中共競爭的幾大戰略，包括加大對高科技投資，加強跟盟友合作，包括印太經濟框架、AUKUS（澳洲、英國、美國）軍事合作計劃，以及四方安全對話（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
科爾表示，戴蒙在美國做出另一番表態，可能是為了降低他在美國的政治風險，「因為他與中共的接觸如此密切」。科爾說，前特朗普政府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曾經批評華爾街銀行在美國和中共政權之間的「穿梭外交」，「而這正是戴蒙正在做的事情」。
除了摩根大通之外，高盛集團、滙豐銀行和花旗集團等金融公司的高管最近幾個月也訪問了中國，並會見了中共官員，以加強與中共政府的關係。
華爾街的穿梭外交
2018年2月，就在特朗普總統向中共發起貿易戰、讓中共如坐針氈之際，中共副總理劉鶴赴華盛頓講和，並向一群華爾街大佬求助。
劉鶴對聚集在白宮附近一家酒店的華爾街高管們稱：「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這些人包括貝萊德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時任高盛集團二把手所羅門(David Solomon)，以及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戴蒙當時擔任美中商業圓桌會議遊說小組主席。
劉鶴還給他們畫了一張大餅——中共政府將為美國金融公司提供在中國擴張的新機會。
當年11月，納瓦羅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演講時痛斥了華爾街大佬們的行為：「想一想現在由一群自封的華爾街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經理在美國和中國（中共政權）之間進行的穿梭外交。作為中共政府影響力行動的一部份，這些全球主義億萬富翁正在阿根廷20國集團會議之前向白宮全力施壓。」
科爾表示，華爾街大佬們「希望避免可能損害其公司利潤前景的軍事和經濟衝突，包括在中國（的衝突）。通過遊說華盛頓跟中國之間『去風險』而不是『脫鉤』——後者會讓中共政權付出更大的成本——中共可能願意向銀行提供一項交易，以增加它們的利潤和授予行政總裁獎金」。華爾街大佬們為了利益，不止一次幫助中共。
華爾街大佬多次幫助中共
1990年代後期，當中共大型銀行為堆積如山的壞賬而苦苦掙扎時，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要求美國投資銀行家，包括高盛集團主席、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 (Hank Paulson ) 幫助理順這個爛攤子。
在2018年2月的會議之後，劉鶴向芬克和貝萊德請求幫助，以重塑中國養老金體系。劉鶴聲稱，快速老齡化的人口可能會讓中國養老金在未來幾年出現大規模短缺。隨後，芬克表態稱，貝萊德可以在此問題上幫助中共當局。
貝萊德對中共幾乎言聽計從，包括2017年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其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議修改章程，要求其董事會就重大決策徵求中共黨委的意見時，貝萊德基金投了支持票。貝萊德甚至肉麻地吹捧說：「黨委在治理中發揮了作用……使治理更加清晰透明。」然而，批評者指出，章程變更將減少股東的影響力，並鞏固共產黨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
不過，華爾街大佬們對中共的曲意逢迎並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想中的滾滾財富。
華爾街投行在中國前景渺茫
在華爾街遊說特朗普政府跟中共簽署貿易戰停戰協議之後，中共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經營自己的獨資公司。根據中美貿易協議，中共當局於2020年4月1日取消了共同基金和證券行業的外資持股上限。
然而，在中國金融開放三年多之後，華爾街巨頭們越來越明白，他們從價值60萬億美元的中國市場中獲得暴利的夢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實現。
今年5月，摩根斯坦利計劃進行又一輪裁員，將導致7%的亞太分部投資銀行家失業。自去年9月以來，至少有100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外國投資銀行工作崗位流失。僅高盛一家就解僱了其在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以上的員工，也就是60多人。
就在一年半之前，華爾街巨頭們還在幻想著與中國大型銀行同場角逐，並且雄心勃勃地招聘人才來推動擴張。但是現在，許多公司發現，在向合資夥伴學習多年之後，中共的國有企業在金融領域地位根深蒂固，外國公司根本無法與之競爭。
根據Dealogic的數據，今年和去年在中國大陸承銷IPO的前10名中沒有外資銀行。而在2018年，前10名中尚有一半是外資銀行，包括高盛和摩根斯坦利。
截至今年6月16日，包括香港投資者在內的海外投資者在上海和深圳擁有約3,640億美元的股票。據 Wind數據，這不到整個市場的3%。
七家在中國經營的華爾街和歐洲投資銀行當中，瑞士信貸、德意志銀行、高盛和滙豐銀行報告其中國子公司在2022年出現虧損，摩根斯坦利的利潤下降。摩根大通和瑞銀是僅有的利潤增長的銀行。
去年中國140家投資銀行的總收入為 3,950 億元人民幣（約合 560 億美元），這七家歐美投資銀行合計僅佔 0.1%。
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鄧恩（Lucia Dunn）6月11日告訴大紀元：「我認為中共會切斷越來越多的企業，直到西方公司最終醒來，看清牆上的筆跡。」
鄧恩說：「在我自己的行業——高等教育領域，多年來中共一直通過提供慷慨的報酬來引誘西方學者到那裏任教。然後當他們（中共）認為他們已經得到了能從西方學者那裏得到的一切時，就把他們（西方學者）中的許多人踢出去。我認為其它行業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最終，許多西方公司會自願離開，因為中共施加的條件將意味著他們（中國市場）無法再提供足夠的利潤。我覺得中共會把他們（西方公司）壓搾到極限。」
除了市場表現不佳之外，外國投行還在中國面臨監管問題。例如，中共苛刻的數據規則使得它們在中國的子公司很難與國內總部分享很多重要信息，包括它們的基金實際運作情況和它們的客戶是誰等基本信息。
這些外國投資銀行還收到中共監管機構的要求，要求控制高管薪酬並推遲發放獎金，以符合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所謂「共同富裕」目標。
鄧恩表示，美歐企業赴中國進行重大投資是短視的行為。
「我覺得有太多的不確定性。我認為中共永遠不會以不違反西方公平標準的方式對待它們。中共沒有為公平和平衡的商業行為提供合法的框架。我認為，隨著中共面臨自身的內部挑戰，這種情況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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