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和留學生組成了一個名為「青年反抗組織公民會」的組織。會長Wester Yang,曾是堅信中共的「小粉紅」。他的思想是如何轉變過來的?而轉變後的他又是如何認識中共的呢?
小粉紅的思考與轉變
「青年反抗組織公民會」以追求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為宗旨,反抗中共暴政。令人意外的是身兼總監與會長的Wester Yang,過去曾經是一個堅信中共鼓吹的「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的「小粉紅」。
但Yang在出國之後,接觸到許多方面的書籍,尤其是探討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關係的一些著作。這些書籍對Yang這樣一個小粉紅來說是「有挺大一個衝擊」。他開始意識到自己過去在中國接受到的教育都是共產黨的宣傳。
「當時我的感覺就是說,整個世界觀是產生了一些動搖。」他說,「包括中國(中共)政府它之前的一些填鴨、洗腦裏面的一些毒瘤,其實會意識到它是有問題的,它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Yang說這時他才開始意識到,中共政權已經「跟周圍的真正的現代意識的政府是完全格格不入了」。這又促使他去讀更多的書或資料。
「這個東西是你看了越多之後,就會越認識到這樣一個政權是有多麼的離譜」,他說,「然後包括一些被情緒帶動的民族主義,它也會被清理下去。」
Yang形容這個過程是在「吐狼奶」,他說:「(當『狼奶』被吐出去之後)說的通俗一點就是,理性的智慧又開始閃耀了起來,理性的光輝又重新佔領了高地。(當)經過一系列的思考,我覺得之後再跟這個普世價值、或者文明社會去接軌,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粉紅」認清自己需要勇氣
他認為中國人需要「Open Mind」,(即)一個比較大的胸懷。要有意願去談論、討論任何問題的態度。即使是反共也不能「(從)單色粉紅思維,跳入到了粉紅另一面的情況」。
Yang以自己為例,當他還是一個小粉紅的時候,非常相信共產黨鼓吹的所謂「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真理越辯越明」這一套說辭,因此那時候他總是跟別人辯論。當別人提到包括前面所說的那些書籍,Yang覺得那些了解了解也沒有甚麼,因為他相信中共的那套理論是牢不可破的、不可能被動搖的,他認為「你們越跟我辯論,我只會對我的想法更堅定」。
在經歷了這樣的蛻變之後再反觀過去,Yang認為,作為中國人要有勇氣去面對自己一直反對和敵視的,甚至是完全不了解的事物。最終它可能會打破自己所認為的基本價值觀,或者自認為不可動搖的,甚至成為自己身份認同的東西。而要想接受這一點,其實是需要勇氣的。
他說:「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問題它並不是關於知識,並不是關於你看到多少東西,並不是關於你理解力有多高,它只是一個單純的關於勇氣的問題。」
他接著說,在海外華人反共人士中經常意見不和就分裂,比如有人覺得要告別革命,而有人覺得一定要革命。學生中的左右問題也是一樣,有人就覺得非左不可,那另一邊也是一樣,一到某個問題就摸不得、碰不得。當然,還有民族問題也是這樣,Yang認為這樣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他說:「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大家都(應該)有一個我願意攤開來討論(的態度),就算討論不行,我不支持你但是我會尊重你的觀點,(有)這樣一個作為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的一個基本素養吧。」
中共將整個國家變成囚籠
在Yang看來,中共的邪惡在於它將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大囚籠,人們能夠看到的是在新疆或者是東突厥斯坦有很多的集中營。但從南到北,哪裏又不是集中營呢?在這個名為「中國」 的大集中營裏面,人沒有人的權利。投個資,會被割韭菜;買個房子,會被爆煲;存個錢,銀行還會破產;吃個飯,飯裏有蘇丹紅;喝個奶粉,是三聚氰胺的;上個幼兒園,老師又虐童……
人們抬頭看到的是中共喉舌播出的新聞,上面說的都是外國的槍擊案;可是一低頭看到中國的現實卻全是鐵鏈女、唐山打人(案)。這些在中國挺出名的事件,看起來只是個小的東西。其實它只是中共這個蟲子窩裏面爬出來的幾隻蟲子,它暴露在了陽光下,被你看到了。你說,哎喲,這些蟲子在這裏好醜惡啊,但本質問題是,你的這個房子就是建築在一整個蟲窩上面的呀。
他說:「中國的言論管控我們都知道是非常的嚴格,那在一個這麼嚴格的言論管控下,我們都能看到這麼多的東西,能看到這麼多隻蟲子爬出來。那它真實的情況是有多麼恐怖呢?」
對於在中共統治下受著各種各樣虐待和折磨的中國人民,Yang感到氣憤而又悲哀。比如中共對信仰的迫害,他說:「它壓迫信仰自由,像法輪功、像穆斯林、像基督教、像所有的這些,包括佛教。掛那種橫幅,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如來佛』。甚麼東西啊?這些東西看了之後讓人既有一種悲哀中的可笑,又給人一種氣憤的感覺。」
還有言論自由嗎?言論管控已經到了離譜的地步。Yang說他最近看到有人在推特上說,有搞化學的介紹如何清洗細頸瓶,就因為發音太像習近平,就被刪掉了。
Yang形容共產黨的罪惡是從每一個毛孔、每一絲呼吸裏透出來的。它給中國人灌輸各種矛盾、各種民族主義,對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區人的壓迫。往香港扔催淚彈;新疆人,關集中營;拿導彈去威脅台灣;更別說甚麼斷航、減少航班,機票價格飛漲。他說:「很多問題是看在眼裏疼在心裏。」
中共似毒蔓 要從根本上解決
Yang還表示,反抗中共不能只侷限在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上,而是應該認清中共這個體制,這個政黨的本質。比如說文革這樣的事情為甚麼能夠發生,「不是毛澤東自己基因突變,它是這個體制,它是這個政黨(的問題)。」
他以「白紙革命」為例說:「比如說這次的白紙革命。它不單純是一個烏魯木齊火災啊,當地政府不作為,幾個官員撤換掉就了事,簡簡單單地開放了一下就了事這樣一個問題。」
Yang將中共比作「邪惡的、盤根交錯的、匍匐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一個毒籐蔓」,他認為無論文革也好,烏魯木齊火災也好,都不過是這個毒蔓上開出的一朵朵毒花而已。不要因為它暫時沒有長出毒花來就歡呼雀躍了。如果那個毒籐蔓的根不被砍斷的話,摘掉多少朵毒花都沒有用。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認識到中共的本質,即使是反抗中共,依然是它「一整套社會主義國家內的一顆螺絲釘」,只是你這個螺絲釘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螺絲釘而已,也只能是在它中共的體系框架之內,在它的那一套話語體系之內,跟中共玩著中共的遊戲。
他認為,反抗中共,從思想上上升到一定高度,從本質上打開格局是挺重要的。因為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體制的問題就歸到地方去;地方的問題就歸到某個地方官員身上去;地方官員的問題就把它歸到更地區化的某個街道委去;或者是說「突發情況啊,極少見的中國這個機器裏面突然某一個螺絲釘基因突變啊」。
他說:「它就慢慢地把你這個憤怒,把你這個整體的方向越來越縮小化,最後它自己就消化掉,就沒有掉了。」
中共逆天而行 滅亡是自然
對於反抗中共的運動是否能夠成功,Yang充滿自信地說:「它並不是一個問號,它是一個句號,或者說是一個嘆號。一定能成功的。」當然過程中或許有不順利的地方,他認為那也是正常的,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南北美的轟轟烈烈的追求科學民主自由的運動都會經歷挫折。
而中國人的反抗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從胡錦濤時代一直到現代,各種大大小小的群體性事件、反抗中共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的一直都有,只是因為現在中共各種技術,裝備升級使封控更加嚴格,能傳出的消息更少了。
Yang相信中國民眾的抗爭一定能成功,因為他堅信民主自由是基於人性的,是很簡單而正確的,是一個人的本性。「你不想受壓迫,你不想受虐待,你想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想要有說不的自由」。
而中共去壓迫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壓迫人性,是逆天而行,其結果可想而知。就像逆水行舟,總有累死的那一天,那也就自然地順著水流下去了,而對中共暴政的反抗,就像是在船的另一頭順著水流再推一推它。
他說,中共外表強大,掌握著很多的數據、信息,民眾尤其在海外,能了解到真實情況的渠道就少之又少。但Yang認為人們不要被這種表象所嚇住,他舉例說,當納粹德國當年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沒有人想到再過幾年它就倒台了;日本大和號下水,全民歡騰的時候,也沒有人想到兩顆原子彈就在路上了。數往知來,中共的未來也不難預見。
因此Yang堅信:「對於這個民主和自由,它終有一天會來到這個土地上,我認為是毫無疑問的。」
Wester Yang:面對恐懼 是我的選擇
當記者問Yang是否會害怕中共的打壓時,他回答說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他回憶自己第一次上街去中共領事館門口參加抗議的時候,全副武裝:戴了個墨鏡、戴了個口罩,戴了一頂假髮,還戴著一頂帽子,大夏天的裏面穿著一件羽絨服,為了讓人看不出身材。還特意把車停在幾個街區之外。回去的時候,先進地鐵換了一件新衣服,換完衣服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再從地鐵的另一個口出來,然後才敢回到車裏。但是幾次之後,自己感覺到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做到基本的防護就可以了。
他說:「共產黨的資源是有限的,因為,說實話,我們在海外遊行是沒有觸及到它核心利益,它也沒有必要說真的花很多錢一個一個盯著,它也沒有那麼多錢一個一個盯著。它有那個錢還不如說想辦法去賄賂幾個商會,買通幾個議員,推動某一些東西。」
後來在這次「白紙革命」中,又看到國內的很多年輕人,在面對中共的國家機器、警察的棍棒、黑監獄時也沒有退縮。Yang說自己在看到他們的勇氣之後,自己也受到鼓舞。因此在海外的人要去支援國內的民眾,他們才是處在最危險之中。
話雖如此,當Yang接觸到其他的一些海外反抗中共的異見人士時,了解到他們所經歷的迫害時,Yang也會擔心,也會害怕,他也曾經思考過,也許自己也會面臨類似的情況。
但Yang認為對自己出生的這片土地上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的追求,為了達到這樣的願景,他願意去面對這種恐懼。
「我為了去追求一個我所相信的、我所堅持的這樣一個東西,那我也敢去面對這個東西。或者說我選擇去面對這個恐懼。」他說,「是正視它,不要逃避它,把它當自己的朋友來看待,因為恐懼會讓你始終清醒,這其實是一件好事。」
無論成敗 但求無悔
除此之外,Yang還認為,反抗中共暴政的人需要有一種看淡得失成敗的心態,只管踏踏實實做事,對事而不對人。至於結果如何,不要太在意。
他說:「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臨死之前,我再回顧說我當年做的這個事,我能問心無愧地講一句,我在中國最黑暗的時刻,做了我一切能做的事情,那我不後悔。其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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