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潘漢年與關露之死

這是兩個鼎鼎大名的近代歷史人物，潘漢年與關露，他們都是中共在抗戰期間被充份使用的為中共聯日反蔣、賣國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又都是中共非法建政後被殘酷封口的典型例子。

抗戰期間，潘漢年奉中共之命冒死成為中共與侵華日軍、日偽政權聯繫的交通員。關露被中共強迫做公開的「紅色漢奸」，打入日本人圈子，收取情報，這兩位隱蔽戰線的「功臣」，在中共非法建政後一個被秘密打入深牢大獄，監禁至死，另一個經歷了無數次殘酷革命運動，直到白髮蒼蒼之時才被宣布「平反」，隨後飲藥自盡。

《九評共產黨》中有這麼一段話：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潘漢年夫婦。（網絡圖片）

潘上北京開會遭秘密逮捕

中共奪權後，潘漢年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等職。

1955年4月3日，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攜夫人新鳳霞到北京飯店，看望到北京開會的夏衍和潘漢年，四個人一起吃了晚飯。飯後，夏衍和潘漢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晚上8點左右，潘漢年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樓下有人找。

他以為又有甚麼人來看望，於是穿著拖鞋匆匆下樓。來到一間小客廳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出現了，羅當場宣布逮捕審查令，幾個荷槍實彈的便衣幹警一擁而上，「陪著」潘漢年急急走出北京飯店大門，又乘上等在門口的一輛小汽車，迅速離去。

當時，中共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4月5日，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布：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被逮捕了，希望與他有來往的各代表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陳毅還說：潘漢年被捕之事，對外要嚴格保密，並統一口徑。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潘有緊急任務出國了。

秦城第一批政治犯潘漢年被判15年

那麼，潘漢年到底被弄哪兒去了？被抓當晚，那輛小汽車直接把他拉到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在這裏，他被關押了將近五年。1960年3月，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剛剛落成，他又被移送到那裏，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對他秘密開庭審判。助理審判員彭樹華在《潘漢年案審判親歷》一文中回憶：審判前就已經知道結果，因為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說過，「這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過場而已。

潘漢年的罪名有三個：內奸、特務、反革命。

彭樹華說：「當時我們聽說上面給潘漢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這也是為甚麼後來庭審時潘漢年都認了罪的原因。」

審判後一個月，潘獲得假釋，他帶著「刑釋管制分子」的身份，被轉移到了位於北京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勞改農場。

文革中潘被判無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按照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妻子江青的指令，將潘漢年夫婦再次關入秦城監獄。三個月內，潘漢年遭到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後，為了審訊他在中共當政後的「罪行」，38天內他又被「連續作戰」41次。

經過近3年的審訊和大規模內查外調後，專案組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在這種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報告，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報告經江青轉呈毛澤東之後，毛圈閱同意。

1975年5月，已經在秦城監獄八年多的潘漢年夫婦，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廳所屬第三勞改單位——茶陵縣洣江茶場。由於缺乏醫療，營養又差，年近七旬的潘漢年肝病迅速惡化，又患了類風濕關節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種病症。

1977年2月底，他臥床不起，被化名「蕭淑安」送到湖南省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一個多月後的4月14日，潘漢年去世，終年71歲。

潘被監禁至死的真正原因

第一，奉命與侵華日軍勾結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籐譽，根據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和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書中引用確鑿可靠的證據，揭露了不少歷史內幕，包括中共派遣高級特工潘漢年等，主動聯繫日本外務省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岩井公館」和日軍參謀總部在南京的間諜機構「梅機關」，與這些機構交換情報，共謀削弱抗日的國軍，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等等。

抗戰期間，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的顧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務」袁殊》一文中寫道，1939年，潘漢年和日本外務省特務岩井英一會見後，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到南京與「梅機關」首腦影佐禎昭見面。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漢年不是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毛澤東的特使」，所以對他特別重視，不僅給他發了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經費，還在當時上海最高檔的匯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住。

據「中國軍網」在2016年刊出的「軍事解密」系列文章，日本間諜機構為潘漢年舉辦歡迎盛宴後，雙方會談三天，達成重要默契，並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日軍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

這些默契使日軍和中共都獲得極大好處：日軍不再受中共軍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進攻西南的國民黨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在日佔區後方擴張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政府打下基礎。

第二，奉命與汪精衛會見

抗日戰爭時期，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潘漢年兩次前往會面。

第一次，是他到南京見「梅機關」的首腦影佐後，通過影佐跟汪精衛見了面。影佐的公開身份是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這件事，日本間諜岩井英一在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有詳細記錄。

第二次：1943年，潘漢年在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的陪同下會見汪精衛。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是汪偽政權特務機構所在地，由李士群直接指揮。潘漢年與這個特務機關也有聯絡。20世紀40年代，他和李士群多次會面。

根據中共領導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

潘漢年是毛澤東的替罪羊

有朋友可能聽不明白了，潘漢年是「奉命行事」，怎麼卻被自己的組織定罪了？因為，毛澤東要掩蓋他定下的「聯日反蔣」決策，讓潘替自己背黑鍋，同時讓潘閉嘴。

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了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他們向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匯報，謝說：

「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澤東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甚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另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中，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錄達三十多處。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羅青長回憶說，「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然而，這種「肯定」換來甚麼？假如當初，潘漢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還將被卸磨殺驢，他還會如此賣命地當這個「紅色特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