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醫護3年來經歷了甚麼?社會運動及武肺疫情就像一股驚濤駭浪,捲走了不少正堅守崗位的人,在政治低氣壓下,敢於發聲的有可能成為下一位出頭鳥。

繼多個醫生工會去年相繼停止運作後,今年6月24日,醫管局員工陣線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在同月30日正式解散。當時為理事之一的雷樂雯(Anne)上台,向在場會員解釋表決程序時,她的身影與會場內坐得疏落的會員比對,顯得特別孤獨。要總結兩年半來的工會歷程殊不容易,更何況是昔日工會戰友逐一離她而去。

當無力感遍布在日常工作與生活,Anne將如何掀起一場自身的革命?

「齊上齊落」的時代啟蒙

Anne現職急症室護士,2018年大學畢業後投身醫護行列,由最初一名普通「姑娘仔」變成敢於發聲的工會一員,大家難以想像Anne原來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的參與不多,後來的反送中運動,她開始認識到「齊上齊落」的時代意義,為日後參與工會工作奠定了基礎。那時街頭漫天戰火,大學師兄、前副主席羅卓堯有次聯絡了她,問她是否興趣組織工會,Anne常言道「工會最重要係人」,這次讓她感到雄心壯志。

醫管局員工陣線於2019年11月24日成立,正值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大奇蹟日」和當時「新工會」浪潮的興盛之時,最初僅有8名會員,及後因應組織罷工,會員數目更升到最高峰的2萬人,與頻臨解散時的700人相差甚遠。Anne從來覺得這個新工會源於2019年所發生的一切,不光是關注工人權益,而是要透過《基本法》第27條確立的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延續運動的理念。

曾獲候審同行感激

由2020年1月本港出現首宗武肺確診個案,陣線已開始計劃組織罷工行動,同月底公布罷工計劃後,申請加入工會的人數更大排長龍。罷工在一個多星期後正式展開,工會提出要求政府全面封關等訴求,工會其後宣布參與罷工的人數超過8千人。

罷工期間,陣線成員一度衝上醫管局總部,要求與管理層對話,自嘲在罷工期間穿梭樓層間「斟茶遞水」的Anne並沒有參與當中與管理層的談判。但她記得當時總部內逼滿參與罷工的醫護,其中一條後樓梯更水洩不通。由於當天總部內沒有開冷氣,有同事因而體力不支暈倒,激發很多熱心街坊趕到現場提供物資,包括捐贈大量便攜式風扇。

「嗰時長龍排到(總部)門口,出邊 (陽光)好曬,大家揸住個手舉牌寫住『我是醫護,我在罷工』」回想當日醫護眾志成城,為的是保障港人的健康與安全,「大家諗緊成個公共衞生、疫情發展,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關口嚟」。惟政府和醫管局的態度強硬,沒有答應工會任何要求,反指罷工影響緊急服務,參與罷工的人數逐漸減少,只剩下約5,500人,工會最終以過半票數否決繼續罷工。

眾熱血會員面對投票結果,與Anne不禁落淚,很多參與的醫護不再出現,有理事後來亦退出工會,這些對她來而言倒是挺難堪的。幸而,他在罷工期間認識了一位正被控暴動罪的醫護,他當時跟Anne說自己的處境「好困身」,但自從認識到工會朋友後,他感到自己有身位去繼續爭取自己想堅持的事,「呢個就係工會對我來講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原來個勇氣帶到希望畀其他人」Anne安慰地說。

回到昔日罷工現場,Anne還記得當天醫護眾志成城要求港府封關抗疫的經過。(唐健豐/大紀元)
回到昔日罷工現場,Anne還記得當天醫護眾志成城要求港府封關抗疫的經過。(唐健豐/大紀元)

解散時終見「別人的美好」

Anne擔任醫管局員工陣線理事期間,主要負責聯絡和文宣等工作。面對嚴峻的政治氣氛,他們不能再就關心的議題順利發聲,只好嘗試工會「轉型」,為會員舉辦各種不同活動,但反應一直未如理想,有時活動更只得數人參與。工會不再受大眾注視,人數隨之急跌。雖然Anne不太同意這種組織方法,但她亦不想工會就此完結,然而第五波疫情期間,由於接連有理事辭職和有理事報稱被跟蹤,他們無力就當局處理疫情手法提出意見。

自認對文字觸覺不太敏銳的她,沒料到陣線通過解散後要親自撰寫聲明,當時會內理事只剩下她和同樣是醫護的胞妹。當日共有62人出席大會,有很多本應在場主持會議的理事,有部份已經離開香港,有的則身陷囹圄。大會最終以57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當時多位她不認識的活躍會員和義工上前擁抱,讓本來性格悲觀的她很感動,「我喺佢哋sharing上感受到佢哋對於工會嘅重視」,更感激胞妹陪伴走過工會的最後一段路。

Anne常認為世界是殘酷的,不過後來Winnie(余慧明)教曉她亦有美好的一面。涉及初選案的Winnie曾一度獲保釋7個多月,直至今年3月初因被指違反保釋條件,需重新還柙。Anne說,Winnie每逢出席會員大會,不少人都會與她擁抱,她曾問對方有否覺得有些人是「Free rider」,只懂安慰而不願分擔?「佢(Winnie)有答過我話,叫我感受多啲呢一班人嘅美好,咁我覺得係最後我都係感受到」。

陣線去年製作了一齣「一場夢」MV,擷錄了她與眾成員在「228大搜捕」前一天聚餐的片段,Winnie當時曾向《立場新聞》記者哽咽說,害怕不知要相隔多少年再可相見,更不會忘記與戰友的時光,同場的Anne稱,工會不因成員少了一個人或打壓增加而放棄,這番話並無剪輯在原報道中。從未完整看過整支MV的她,今天卻有另一番感受,「嗰時Winnie可能要還柙,當時可能會畀鼓勵大家,我哋講到要前仆後繼,而家睇返就有啲尷尬」,有時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或觸動一個人難以啟齒的心緒。

余慧明在眾會員眼中,是工會的重要支柱,圖為228大搜捕前一天,她與眾理事freehug的一刻。(醫管局員工陣線MV片段擷圖)
余慧明在眾會員眼中,是工會的重要支柱,圖為228大搜捕前一天,她與眾理事freehug的一刻。(醫管局員工陣線MV片段擷圖)

遍地的無力感與憤怒

自此,Anne卸下工會職責,繼續投入醫護工作,卻面對四周無力感的現實。她選擇以繪畫、看漫畫等逃離現實的世界,她在參加工會期間開始繪畫,不過以往工會事務繁忙,隨身的智能電話經常響不停,難以讓她專心完成一幅畫。

去年公民社會經歷史無前例的退潮,多個為人熟悉的工會和民團先後解散,如今連陣線如此敢言的工會亦不敵洪流,消失於大眾的視線中,是一個難以釋懷的遺憾,「自己無力感實在太多,亦梳理唔到」Anne坦白地說。

那股無力感也會突然在她工作環境中出現。Anne憶述某天有一位大叔衝入她工作的急症室,說了一大輪聽不懂的說話,後經了解才發現,大叔並非有急病或受傷,只是過來請教接種武肺疫苗的途徑,因為他只想能外出到餐廳吃飯,這個畫面讓她久久不能忘卻,「做咗急症室之後發現,原來政府一啲醫療政策上失誤,或者佢哋一啲重大決定其實好影響一啲草根市民」。

當社會缺乏發聲途徑,大家很自然是麻木起來,以躺平心態過活, Anne還記得身邊的同事甚少提及工會的事,即使談及安心出行、公務員加薪2.5%等話題,同事們也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例如有同事張貼寫有「2.5%」的紙張,作無聲抗議,「好坦白講,運動行到而家呢個stage,好多嘢都真係回歸返去自身嘅革命」。但願還在香港的每位,都能記著別人的美好,更要懂得為自己療傷。

工會解散後, Anne的生活回歸平靜,自身的無力感卻疏解不了。(鄧卓儒/大紀元)
工會解散後, Anne的生活回歸平靜,自身的無力感卻疏解不了。(鄧卓儒/大紀元)

後記:令Winnie兩度「返cap」的湯圓

訪問當日,她穿著寫上「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的陣線T恤,這句源自上世紀海外工運組織的口號,主席余慧明(Winnie)把它印在T恤上,冀賦予醫護關心每位傷病者的理念:一個人受傷受困,便是屬於大家的事,「一個人受困,代表我哋就唔再自由,(從某種角度而言)都符合我哋工會嘅理念」。她說自陣線解散後,仍希望可穿著這件T恤,與別人真誠地分享工會過去的事。

訪問當天,他穿着了陣線T恤,衣上口號是余慧明提出的構思,寓意一個人受傷受困就是眾人的事。(唐健豐/大紀元)
訪問當天,他穿着了陣線T恤,衣上口號是余慧明提出的構思,寓意一個人受傷受困就是眾人的事。(唐健豐/大紀元)

她又有提及一件趣事,就是她在朋友間有「湯圓詛咒」的稱號,因為Winnie兩次吃她煮的湯圓後,都遭遇牢獄之災,第一次是去年228大搜捕前一天,「勁唔老黎,所以佢(Winnie)成日叫我唔好再整對上一次就係新年嗰陣」。殊不知今年的團年飯,當她第二次煮湯圓後,「轉頭又畀人cap走咗,跟住呢就太邪喇,佢哋成班都叫我唔好再煮湯圓」。

訪問當天她因應拍攝需要,把手上餘下的寧波湯圓煮起來,並笑囑記者不要吃,以免遭遇不幸的事,記者最終「不信邪」吃下了,結果同日晚上便發生了Mirror演唱會屏幕墜落事故。要說這個地方發生了那麼多不幸事件的原因,恐怕便不是因為巧合這麼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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