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當我觀看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白金禧年」慶典活動的閱兵式時,我對這些男女軍人充滿了欽佩之情,他們不僅以非凡的精確度和紀律性,在行進中演奏音樂,而且他們的責任就是捍衛我們的國家、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價值觀。

他們對民選的政府和君主負責,雖然君主不是民選的,但在女王的角色和性格中都體現了維護我們民主的憲法保證。

成千上萬的人在倫敦的公園和街道上參加了慶祝活動,英國和世界各地還有數百萬人參加了慶祝活動。我驚訝地通過媒體評論得知,英聯邦由54個國家組成,有26億人口,幾乎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元首為伊莉莎白二世。

但是,在我們紀念女王登基70周年這個不尋常的日子時,我的思緒很快轉向今天紀念的另一個周年,即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天安門大屠殺。

33年前的今天,在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共下令軍隊將槍口和坦克對準自己的公民,死亡人數估計至少有一萬人,另有數千人受傷、被捕、入獄和遭受酷刑。

1989年6月6日,中共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抗議活動兩天後,坦克停在北京的一條街道上。(David Turnley/Getty Images)
1989年6月6日,中共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抗議活動兩天後,坦克停在北京的一條街道上。(David Turnley/Getty Images)

套用查理斯‧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的標題,本周末,全世界關注兩支軍隊的故事:以女王為首的英軍,是公共服務和責任的縮影,而人民解放軍,由中共的獨裁者掌控,是鎮壓、非人道、殘酷、撒謊、凌駕於法律之上和犯罪的化身。

英軍並不完美,但區別在於:通過我們的民選領導人,英軍向人民負責,處理錯誤行為,目標是保護國家、人民和其價值觀,而不是保護一個政黨或一種意識形態。相比之下,人民解放軍的稱呼用詞不當,它反人民,反「解放」,應該改名為「鎮壓人民軍」。

為甚麼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周年如此重要,原因有三:

首先,中共拚命想讓我們忘記那段歷史。在中國,自1989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成長過程中,對當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及周圍街道和全國各地城市犯下的暴行一無所知。

中共屠夫和它們在中南海的繼承者們在審查新聞、傳播和宣傳,成功地對人們進行了洗腦,以至於許多人真的不知道那段歷史,而那些知道的人也害怕記住。

直到三年前,香港是唯一一個在中國主權下仍能紀念「六四」大屠殺的地方。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香港回歸後的頭五年,當我住在香港時,曾加入燭光守夜。現在,中共對香港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法》,這些守夜活動被禁止。

一些活動人士,如大律師鄒幸彤(Chow Hang-tung),因組織「六四」守夜活動而被判監禁。去年,雖然沒有正式的守夜活動,但天主教會舉行了追思「六四」彌撒,香港人亮起手機燈光以示紀念。

今年,香港天主教會表示不會舉行任何追思彌撒,警方還關閉了維多利亞公園,並警告說,6月4日去公園也可能是犯罪,非法集會可能導致五年的監禁。據推測,揮動手機燈光也有風險。

去年年底,所有剩餘的紀念天安門屠殺的標誌——恥辱柱、民主女神和其它紀念品,都被拆除和禁止。北京希望抹去「六四」大屠殺的記憶,即使是在香港。

儘管如此,一些勇敢的香港人仍然找到了紀念「六四」的方法。香港中文大學無懼當局,將民主女神的微型雕像隱藏在校園內。

2020年6月4日,香港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死難者。(Sung Pi-long/The Epoch Times)
2020年6月4日,香港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死難者。(Sung Pi-long/The Epoch Times)

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在中國以外、擁有自由的人必須確保「六四」紀念日仍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天晚些時候,我將在倫敦三個不同的集會上發表演講:唐寧街首相官邸外、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和中共大使館外。我們不能沉默。

我們必須關注天安門大屠殺的第二個原因很簡單:我們應該從1989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訓,把槍口對準人民的政權不會獲得信任、尊重或合法化。如果一個政權準備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屠殺數千名和平抗議者,這就很能說明這個政權的性質和特點。

直到最近,我們都沒有吸取這一教訓。有一段時間,我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認為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看到了中國自由化的跡象。這段時間裏,我去中國50多次,包括多次在中國短期居住。香港回歸頭五年,我也曾在那裏居住。我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包括人權律師、網誌作者、宗教領袖和民間社會活動家——他們在當時似乎擁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自己也對空間可能進一步擴大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我們中很少有人會天真到不明白中共總是壓制人民,但確實有一段時間,紅線似乎變得越來越遙遠,自由思想的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執政的過去十年裏,這種觀點完全被顛覆了,因為實際上所有的空間都被關閉了,許多居民被關了起來。

在當今的中國,「六四」大屠殺的慢鏡頭一直在上演,不是用坦克和槍,而是用壓制性的法律、集中營、監控技術和酷刑工具。

維吾爾族正面臨種族滅絕,國際社會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西藏發生的暴行也有所增加,對基督徒的迫害加劇,迫害法輪功、強摘器官的暴行仍在繼續,香港已經從亞洲最自由、最開放的城市之一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

2017年,我被拒絕進入香港,近幾年來,我和母親收到無數的威脅,香港警方正式警告我,如果他們能抓到我,我可能會在香港面臨監禁。這並不讓我擔心,因為只要我不被引渡,他們就無能為力,但這說明了香港人、維吾爾人、西藏人和中國大陸流亡異見人士處境的危險。如果中共要以這種方式威脅外國活動人士,那麼那些被中共視為「自己人」的人面臨的危險就更大了。

這就引出了紀念「六四」周年很重要的第三個原因。我們必須永遠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的入侵無疑教會了我們這一點。一個屠殺成千上萬的人民而不受懲罰的政權,不僅是對自己人民的威脅——也是我們的威脅。

所有的獨裁者都像壞司機,一隻眼睛盯著後視鏡。如果沒有把超速或醉駕的壞司機在路邊攔下來,他們就會繼續行駛,從而造成傷亡。到目前為止,33年來,世界其它國家都未能控制住中共,結果,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囂張。這就是為甚麼今天發生維吾爾族種族滅絕、香港自由被徹底摧毀、西藏持續不斷的悲劇、宗教迫害、活摘器官以及中國對公民社會的全面攻擊。

我的新書《中國關係:中共暴政下的三十年》(The China Nexus: Thirty Years In and A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yranny)將於10月出版,我採訪了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幾個知名活動人士和記者,他們的故事是一致的。

著名的中國流亡活動人士楊建利告訴我,6月4日凌晨,他和同事們騎著單車進入廣場。

「我們看到軍隊開火,看到許多人被殺。」他在電話中情緒激動地告訴我,「難以相信,我看到坦克高速行駛、催淚彈、機槍掃射,我聽到很多尖叫聲,這是促使我成為一名活動人士的原因。」

1989年6月4日,一名外國記者(右二)在其他人的照顧下,從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軍隊和學生衝突現場被抬出。據國際特赦組織稱,在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運動五年後,仍有「成千上萬」的囚犯被關在監獄裏。(Tommy Cheng/AFP/Getty Images)
1989年6月4日,一名外國記者(右二)在其他人的照顧下,從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軍隊和學生衝突現場被抬出。據國際特赦組織稱,在中共鎮壓中國民主運動五年後,仍有「成千上萬」的囚犯被關在監獄裏。(Tommy Cheng/AFP/Getty Images)

1989年6月4日,加拿大資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當時就在天安門廣場,她著有《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一書。她告訴我她所看到的第一手資料。

「他們(解放軍)在開槍,人們在奔跑,人們試圖營救其他(受傷的)人」,她說,「人們衝進槍林彈雨中,用單車和三輪車運出屍體。」

當晚,黃明珍自己也險些被射入北京飯店牆壁的子彈擊中,(單孔)距離她只有幾英吋,當時她正站在陽台上觀察大屠殺的發生。

她親眼目睹了臭名昭著的(天安門屠殺中)「坦克人」事件的全部過程。

「軍隊從人群中碾過,我看到了坦克。然後,我的丈夫指向站在坦克前的那個人……我看到『坦克人』和坦克之間對峙的整個過程,他像足球守門員那樣試圖阻止坦克,他爬上坦克,試圖和軍人溝通,然後又爬了下來。」最後,他「消失在人群中」。

除了「坦克人」,她認為坦克駕駛員是「真正的英雄」,因為他拒絕從這個人身上碾過去。

我認為,今後我們需要做三件事。

我們一定要保存歷史記錄,這樣1989年大屠殺就不會被遺忘(儘管北京方面盡了最大努力想讓人們忘記這段歷史),有朝一日,那麼多人為之獻出生命的理想在中國得以實現:自由、正義、和平和真理。

然後,我們需要努力找到中共政權中那些拒絕碾人的「坦克駕駛員」。儘管這很難,但我們必須對中共採取它們對我們的做法——我們必須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他們分裂。

同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統一戰線來打擊它們的「統一戰線」,統一並不意味著一致,我們歡迎並尊重思想、戰略、戰術和方法的多樣性,但我們應該追求「精神與目標的統一」。

我們應該把自我和對抗情緒放在一邊,應該擱置個人議程。所有反對中共的人都應該找到一種合作的方式——或者至少不要相互對立,只有這樣,建立我們自己的「統一戰線」,我們才有前進的希望。

大屠殺已過去三十三年了,我們不能讓犧牲的中國英雄被遺忘,讓我們提醒自由世界,在這個周末,自由世界在慶祝人類尊嚴的象徵——女王——我們在面對中共的問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這個戰線上的行動將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那些在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站立和倒下的人們的遺產。

作者簡介:

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是英國人權活動家、作家。他是「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的聯合創始人兼行政總裁、國際人權組織CSW的東亞高級分析師、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的聯合創始人和副主席,他還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和「停止維吾爾族種族滅絕運動」等組織的諮詢小組成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原文:Never Forget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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