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4月29日。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衛生安全專家唐寧思(Nicholas Thomas)認為,染疫和死亡人數的數字,對中共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政府報少了引發民眾對嚴酷封鎖的質疑,報多了顯得當局無能。
他對CNN說,「如果數量太少,不僅會出現信任問題,還會讓封鎖措施顯得很過份;如果數字太高,封鎖措施倒是合理了,但說明當局控制不住病毒。」
中共玩弄數字遊戲,並非一天兩天。以前,不少作者寫文章質疑,但很少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原因很簡單,以前的數字主要集中在經濟數據,中共壟斷統計研究,任何境外組織和機構去調查和研究,都是「刺探國家機密」,所以只有一個官方公布的數字。對外國投資者來說,有數字好過沒有數字,只要考慮所謂系統誤差就可以了。尤其是華爾街那些人,需要一個高增長的數字來鼓動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所以就會睜隻眼閉隻眼了。
但這次疫情的數字,卻十分的可疑,而且關乎衛生安全,因此格外關注。
比如上海這波疫情,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記得疫情爆發兩個星期之後,官方數字是陽性近30萬,但重症只有一例,死亡一例都沒有。以上海和香港進行比較,就形成極為明顯的對照。同樣的病毒,同樣的種族,幾乎同樣的防疫模式,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全球媒體一報道,上海開始死人了,每天十多例到現在幾十例。恐怕,這正是唐教授說的「雙刃劍」效應。無論如何解釋,中共官方操控數據,是無可辯駁的了。
由上海疫情引發的數據內情,不但老外發現了,中國大陸民眾也發現了。
一位上海女士發現自己被別人註冊成為「志願者」,因此發影片舉報。她說,在他們社區居民一個兩百人的群裏,發現了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事情:一個叫「上海志願者」的小程序中,很多人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別人註冊過了。這些志願者中有垃圾引導員、治安巡邏隊,和其他志願者服務,但他們完全沒有做過這類事情。
這位女士說,她用她的身份證和名字查詢,發現也被註冊了,但是她比較倒楣,想登錄之後找回用戶名,但刷臉之後,說她不是實名註冊的,而且手機號、聯絡名都不是她的,再上根本上不去。
她說:「小區群裏已經吵成一片,這個群一共兩百多人,聽說有99個人被人註冊過,到底是甚麼情況?有沒人管這個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志願者協會,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濫用別人身份信息的事情是否有人管一管?」
當然沒有人管,因為監管的人,恐怕正是冒名申請的人。同一幫人,怎麼自己管自己?
上海的內情還不只如此。
我們都看到過網購大平台的送貨,無法進入上海的社區,上海居民被封鎖在家,只能選擇團購。團購送貨的人,都必須是所謂「志願者」,要持證上崗。證件則由上海街道和所謂區文明辦發放。
一位「志願者」得意洋洋地告訴別人,他的志願工作是「保供」,大概是保障供應的意思,具體任務是香煙代購。這位「志願者」疫情前剛剛通過關係獲得了這個志願者的差事,疫情期間,他每天送500條香煙,每條可以賺100元人民幣。照這個計算下來,這位仁兄每天的毛利潤就有5萬元人民幣。
當然,5萬元的毛利中,還是有很多成本的。他沒有說成本是多少,但他透露說,他「上面」的人,每天可以賺30萬人民幣。
不僅僅是香煙,其它送菜、送肉的團購,都有類似的情況。在這種特別時期,居民不得外出,商舖全部關閉,網購送貨被阻截進不去,唯一能夠過關斬將把生活必需品送進去的,就是持有街道發證或者區政府發證的這些「志願者」。上海居民抱怨價格太高,抱怨質量不好,抱怨外地馳援上海的食品無法到達普通人那裏,在這種利益鏈條中,一下子就都變得特別合乎邏輯了。
某個社區團購組織者透露,有人和他聯繫,只要組織足夠人購買足夠的某種商品,組織者本人也可以得到購買金額5%的回扣。
我們來稍微計算一下。假設這類由半官方控制和壟斷的「團購」都有20%的「利潤」,每天每人平均消費100元,就有20元的「利潤」。上海2600萬人口,封城封了30天,毛利總額就有52億人民幣。
按照那位專門送香煙的「志願者」說的,其中很大一部份,恐怕都去了「上面的人」那裏。至於這位「上面的人」是哪些人?觀眾大概心中都有數。
我們再來看一下另一個相關的新聞。
4月17日,中共前元老葉劍英的孫女葉靜子在微博上發帖說:「以最快的速度從大亞灣借調個物流部門小團隊吧。這次沒有人故意搗亂是不可能的。廣州深圳都沒有這麼一塌糊塗,怎麼大魔都能搞成這樣?損失比烏克蘭還大了。」
葉靜子,號稱中國頭號名媛,葉劍英的孫女,葉選寧的女兒,王震的孫媳婦。她的這個微博帖子,指責上海物流部門太爛了,呼籲從廣東調個物流部門。第二、她高度懷疑是「有人搗亂」。
葉女士所說的,就是上海這次封城,整個物資調配混亂不堪,造成這個中國最繁華都市,居然有人餓死。但如果從我們前面講的那些事情來看,物流大混亂是真的,但恐怕不是物流部門太爛,而且也未必是「有人搗亂」。真正的原因,其實很可能是私心私慾作祟,大發國難之財,以致有很多實權部門刻意製造局部的超短缺。
中國大陸疫情封城已經陸續持續了兩年了,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比如各地免費馳援物資,最後出現在居民高價購買的食品盒中,但以上海這次最集中,最突出。當然,可能也是上海市民最敢講,最會算帳的原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之前都談到一個觀點,認為上海的市政慣例是中國大陸城市中首屈一指的,遠比其它城市更好。但現在,我好像必須要收回這一看法了。
葉靜子女士在她的微博中,用大魔都來代替上海,葉非常有意思。魔都這個用法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實在不可考,但我記憶中,大概是2014年2015年左右。那個時候,很多人把江澤民稱為大魔頭,江魔頭,然後傳而廣之,上海也不幸變成了魔都了。魔頭住的地方,當然是魔都了。
雖然是魔都,但上海究竟是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城市,不僅在長江流域經濟中佔有絕對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中國整個經濟中也極為重要。當年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管經濟的陳雲,堅決不同意在上海搞試點,原因是上海太重要了,一旦出了甚麼亂子,整個中國經濟都會被拖累。因此才有廣東福建的四個經濟特區,遠離經濟中心區域,搞壞了也影響不大嘛。
正因為上海是中共最重視的城市,當然也就是管制最緊的城市,尤其是意識形態和社會管理方面,上海從來都是最中共特色的。說起來,控制最緊的城市,在大災難面前,基層組織各行其是,各自謀算利益,不去為北京中央著想,不為中共體制長治久安著想,似乎非常矛盾。
但實際上,這個並不矛盾。中央集權管制越厲害的地方,腐敗也就越厲害,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體制如此,外國的專制體制也是如此。
上海管治最嚴,因此腐敗的情況也就最嚴重。
我們看到的是,上海最上層非常腐敗,黃菊、陳良宇都被打下台了,江家一統天下的上海,江家悶聲發了大財,這不用說,下層的區政府、街道甚至是居委會,也是一層一層拔毛剝皮。
比如香港商人任駿良,90年代投資上海房地產,建了一棟萬邦中心,當年作價7億多人民幣。然後在上海官場的一系列黑操作下,任駿良最後倒欠幾千萬,灰溜溜走人。他把這事告到中紀委,2006年最高檢派人去查,結果幾個關鍵證人,包括兩個法官和一個警察都突然死於非命,案件到現在也破不了,中紀委和最高檢當然也查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有這樣的地方高層,當然就有現在的基層政府和官員。
所以我認為,上海爆發疫情以來的一系列騷操作,實際上反映出來的是中共專制體制的運作崩潰。
上海是個典型,也是中共的縮影,中共專制制度的崩潰,必然源於基層的崩潰,而基層的崩潰,卻又源於最高掌權者,他需要下面官員不擇手段擺平一切,因此豢養了大批借助權力肆意貪腐的官員,而這種貪腐最終斷送掌權者本人。這是專制體制的無解困局,古今中外都擺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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