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超過3周，外籍教師紛紛撤離回國。在校外租屋的南韓留學生也因斷糧陷入困境。一名研究生告訴記者，「恐慌」一詞最能貼切表達留學生的心境。
過去一周，儘管大量的南韓留學生分批次撤回南韓，但有部份學生像李秀英（化名）一樣，希望等待疫情結束，還有機會留在上海。22日，《大紀元》通過越洋電話，對她做了以下訪談。
從挨餓到斷糧 不敢讓家人知道
「剛開始封控的時候，我沒有準備長期封城。」李秀英說，上海浦西從1日開始封城，到了5日，「我以為封控期快結束，但是沒想到延長到現在。」
和許多居住在校外的留學生一樣，秀英平時吃飯靠點外賣，租屋處沒有廚具，只有一個電子鍋和水果刀。
封城頭幾天，她靠吃公仔麵度日，到了5日，能吃的食物已經告罄。她當天收到政府第一次發物資，是一顆白菜，想要烹調時，才發現家裏油、醬油、鹽都沒有。
「我拿了一個白菜，沒有油，也沒有其他的材料，所以我只在水裏煮，然後吃。」靠吃水煮白菜度過了一、兩天，她之後就陷入了斷糧狀態。和她合租的中國人，雖然有廚具，但也一樣缺糧，自顧不暇。
「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哭了，」秀英說，沒想到在上海雖然有錢，也買不到食物，也出不了門，更沒想到偌大的城市，竟然會餓死人，就讓人感到很鬱悶、很難受。
「因為我們小區裏只有我是外國人，所以他們也不能幫我，我快沒有能吃的東西的時候，也向居委會打了電話，也打不通，所以當時真的是恐慌。」
斷糧後，秀英沒東西吃，也沒出房門，同住的中國朋友擔心她，過來敲她房門，看她實在太可憐，做飯時就分了點給她，她就過著一天只吃一頓飯的日子，「我當時真的生活得太疲憊了。」
當泡麵吃膩、沒有飯吃的時候，她也想過回家，但是每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有留學的機會，就捨不得離開，「我來中國的是為了留學，學習中文，如果有機會的話，如果疫情緩解很多的話，也想在這裏找工作。」
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她隱瞞了自己在上海挨餓的實情，「因為家人也很擔心我，我不能把所有的感受告訴他們，他們會讓我回國。」不能對家人說，孤獨感湧上心頭時，封城的日子顯得更加漫長。
疫情爆發以來 二度中斷學習
秀英2020年考上上海某大學研究生，因為武漢疫情爆發，她只能在南韓上網課。等了一年，開放南韓人來中國留學，於去年8月來到上海，繼續完成學業。3月遇到Omicron疫情在上海爆發，他們第二次改成上網課。
她介紹，在上海的南韓留學生大部份住在宿舍，少部份在外頭租屋，遇到疫情封控時，各有利弊。住宿舍的留學生，吃住有保障，但是感到不太自由，也同樣鬱悶。「凌晨兩點也敲門要求出來做核酸，這樣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更難受。對他們來說，不能吃飯的問題還小，自由被侵害的感覺更嚴重一點。」
在外頭租屋的留學生，必須懂一點中文，不然會跟不到團，搶不到菜。「我要上網課，但也不能集中在上課內容中，因為一整天一直要看手機。如果我錯過了時間，錯過他們（小區居民）的對話，那我不能參團，也沒有東西能吃。」
4月8日，她收到當地政府第二次發物資，發的是大米，先前團購的雞蛋也到了，「所以我把雞蛋和大米一起炒著吃了。」12日，收到了第三批物資是10顆雞蛋。過了幾天，第四次發物資，是兩瓶200ml的牛奶。
隨著封控時間延長，許多南韓留學生向南韓領事館求助，強烈希望回國。
秀英也說，「我周邊的南韓留學生，30%到40%都會決定回國，留的人沒那麼多，今天（22日）也很多學生都回國，直到現在已經回國的人也很多。」
除了挨餓 噤聲更令人恐慌
在封城期間，秀英還親身感受到了當局對於言論的管控。
「跟朋友們之間的對話，也不是正式表明我對現在措施感到不滿，但有朋友在群聊裏面說了政府現在做的措施或是封控的相關內容後，他的帳戶被凍結了，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她說。
這加劇了她的恐慌，「一種壓制的感覺，恐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在我的封控生活當中，恐慌是最表示我所了解、所感受的一個關鍵詞。」
此外，封控措施看上去很嚴，卻有灰色地帶，「如果一個小區裏有了陽性，有確診的，這個小區就被轉換成管控區，大家都出不了門；但是雖然被劃為管控區，小區某些人出來遛狗或者跑步，大家都偷偷那樣做。」
她說：「還有一次我拿快遞的時候，發現一些居委或是志願者們，他們在門口沒戴口罩，在那聊天，那（封控）就沒甚麼意義，我們為甚麼要在家裏一直蹲著，我們也可以出門啊？」
顯而易見，這些情況將導致封控成效有限，但是這些都沒辦法在群裏說，秀英說，「政府做的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大聲說，但是如果有人說政府做得不對，那這氛圍就太尷尬，這讓人感到鬱悶啊。」
還有令她感到壓抑的，就是居民之間也不能太相信對方。「我們小區門口附近有一個超市，超市老闆也是小區的居民，他想幫居民們解決應急問題，偷偷在超市裏拿一點東西，然後接了單，把物品送到居民的家。但是有人舉報了，超市老闆也不能出門了。」
「這麼小的問題也舉報！通過這件事情，我感到好像在這裏也沒有能相信的人了。」她說。
封控見不到頭 氣氛十分壓抑
在疫情還見不到盡頭的嚴酷封控措施中，其他的南韓人也跟她一樣處境艱難，如果不是因為彼此互相幫助，她可能也支撐不下去了，「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可能還是覺得離開比較好。」
有南韓人在封控的頭一周，徹底失去援助，秀英教他們如何團購，也有幾位居住在上海的南韓人，他們自發地集資、購買團購食物，包裝後，發快遞給住在校外的南韓留學生，「我收到了幾包快遞，然後就感到還是可以堅持下去。」
但封城的日子還是令人感到壓抑，特別是跟中國人講話要小心翼翼地，在中共治下的舉報文化，威脅了外國人，「我們也有可能受到威脅，感到有點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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