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在文革期間曾經多次被揪鬥，慘遭毒打，後被定為「三反份子」，強制下放進行重體力勞動「改造」。一直到晚年，胡耀邦對中共的「揭發批判」仍然心存餘悸和恐懼。
多次被揪鬥 慘遭紅衛兵毒打
大陸作家葉永烈2001年對胡克實的採訪和其他知情者的撰文，使得人們了解到胡耀邦在文革期間的悲慘經歷。1964年底，胡耀邦奉調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這時他雖然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是團中央日常工作則由常務書記胡克實主持。
胡克實說，在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是「暗箱操作」，北京處於非常混亂之中。12月，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發生武鬥，打死一名教師。「中央文革小組」藉機說是受工作組「挑唆」，而這所中學的工作組是由團中央派出的。極左思想的紅衛兵包圍了團中央大樓，高呼打倒「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的口號，要求揪鬥「三胡」。
胡克實說，他被拉出去鬥了幾次，多次挨打。後來，連胡耀邦也被拉出去鬥。胡耀邦被打得很厲害。有的紅衛兵用皮帶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滾！胡克實目擊了這一切，非常感嘆地說：「那時候，打手們完全沒有理性了！」胡克實記得，胡耀邦大約被拉出去鬥了十幾次。他和胡啟立挨鬥，那就更多。
當時，他們在團中央被關在「牛棚」裏。他們屬於「牛鬼蛇神」，所以關押他們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時候的「牛棚」，就是團中央機關的大房間。他們睡在地上，一個房間住二三十個「牛鬼蛇神」。「三胡」被分開來，關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
農場「勞動改造」兩年整死7人
1969年5月，胡耀邦隻身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並被剝奪的工作權利和應有的政治權利。
軍代表把胡耀邦當成「三反份子」，放在一連，實行監督改造，加強管制。因為一連大多是團中央機關行政幹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為「紅五類」。軍代表是寄希望於「階級感情深」的「五七」戰士，加強對胡的「改造」。
據黃湖農場一連連長說，農場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住房子要自己蓋，沒有飲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還要搶種、搶收稻麥、挖渠開溝，勞動強度是超負荷的。
年輕的幹部一天累下來，都感到腰伸不直，渾身疼痛。對於像胡耀邦那樣年過半百、身體瘦弱有病的人來說，需要付出多麼大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當時身患痔瘡，經常脫肛流血，仍然堅持和大家一起幹活。每次出工他都帶一個小盆，當別人休息時，他就在田裏舀點水洗痔瘡，堅持和大家一起勞動。
無論是托坯和泥，運磚拉石，推穀曬場，風車揚麥，插秧割草……甚麼苦累的活他都幹過。比如托坯吧，一個土坯重約25斤，最棒的小夥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塊，而他卻用足體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塊。
當時團中央和各直屬單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幹校的約2,000人，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僅不到兩年的時間，因超負荷勞動及營養不好而死在黃湖的達7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領導幹部錢大衛（團中央常委、國際聯絡部部長）、知名作家吳小武等。
軍代表的特權
在農村死人的情況下，軍代表卻經常身背獵槍在黃湖內到處遊蕩，把打鳥、打鴨子、打兔子當作他們的「勞動」。
軍代表在生活方面對廣大幹部限制很嚴，不准在集市買吃的東西。帶有青少年子女的幹部，給孩子買塊豆腐吃也被當做資本主義思想批判。相反，軍代表把水壺當作酒壺，隨身攜帶時常喝上兩口。
一次，該連長因匯報工作，闖進了軍代表的辦公室，發現他們圍在爐旁煮雞吃。他們不僅常到集市上買王八做湯食肉補養，還買王八往北京家裏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親的軍代表特意打電報到信陽，要他代他們買活魚，設法捎到北京。
晚年對「揭發批判」仍心存恐懼
1972年秋，周恩來將胡耀邦調回北京，檢查身體，保護起來。胡耀邦回京後，來看望他的人多了。軍代表為了定胡耀邦的罪，捕風捉影，把回京後來看望他的人多了這一現象，污衊為「富強胡同（胡耀邦的家）是『裴多菲俱樂部』」。
由於文革期間的慘痛經歷，胡耀邦直到晚年，對中共中央生活會的「揭發批判」仍然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
胡耀邦最後一任政治秘書劉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黃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披露，生活會後，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15分鐘左右，鄧小平對他很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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