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一個淒慘的跨年。中國陝西西安疫情嚴重，從2021年12月23日封城至今已經十多天，全城出動近3萬警力參與封城，1300萬居民被封閉在家。許多民眾食物短缺，飢餓的人們與檢疫人員衝突不斷：一個出去買饅頭的小夥被幾名防疫人員攔截到一邊痛打；整個小區、整個村的人全部被拉走集中隔離；網上還紛傳，西安強制撲殺遭隔離的居民家的寵物。在強力的疫情清零手段之下，苦的是人民，一切都似乎在重演2020年初湖北武漢封城的場景，官方可能隱瞞的那部份內容也像一個謎。西安抗疫已演化成人為的人道主義危機。
來自微信公眾號「默存格物」的大陸知名媒體人江雪的文章《長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誌》記錄了一些封城細節和感受。在嚴厲控制言論的牆內，作者只是用平和的文字表述，但仍然難掩內心憤怒的吶喊。
我的封城十日誌
小區裏的大喇叭又響了起來，一遍遍重複著，喊人們下樓做核酸。隊排了很長。測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個，都使勁地用消毒水拍打著自己的塑料手套。我聞著那冰涼的氣味，想像著她的手已凍成青紫。
這是2021年12月31日。舊年的最後一個黃昏，暮色即將降臨。從陽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無人。這城市不再有車水馬龍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靜讓人感到荒謬而又有一絲恐懼。
1. 封城當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當天，我悶著頭在南郊的家裏編稿子，隱約感覺到疫情變得嚴重。家門口的一些餐館幾天前就被貼了封條，門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遞，生活開始不方便。3點多，朋友隨喜微信留言，說還是去買些菜吧，儲備一些食物，馬上超市都要關門了。我相信她，她是資深的公益人，有多次遠程救災的經驗。於是立馬出門。
到超市就發現情形不對。雖然當天的新聞發布會還沒召開，傍晚的大搶購還沒開始，但人們的購物車都塞得滿滿當當。我決定多買一些，共享單車是馱不回去了，最後還是用車載了回去。
果然5點多的新聞發布會上，下了「封城令」，雖然政府說「物資供應充份」，但人們已開始搶購。我因已買好東西，心裏比較篤定。忙完了，出去轉轉。路上看到，高新區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個村子外面，沿路邊有兩三百米，都已被綠色的板子隔了起來。
從天橋走到路對面想看看詳情，這才發現，有一家正在營業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擋板裏邊，暫時還燈火通明。我站在天橋的台階上，和老闆打招呼。他告訴我，下午緊急封村，商店過一會兒就得關門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們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沒有其它防護。路邊，有一輛警車，閃著燈，車上沒人。
一個年輕女人，買了一堆東西，膠袋胡亂放在地上，正蹲著給家人打影片。一個中年男子，靠著單車，發愁地看著人群。他告訴我，早上他出去幹活時還好好的，晚上8點下班回來，就發現村子封了，進不去了。他告訴我，一個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種房子。20年前剛畢業，我就住城中村，大約十多平米，沒有衛生間，在樓道裏做飯，採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兩位清潔工，手裏拎著膠袋，大約也是買了點生活用品，站在人群裏，黃色的保潔服很顯眼。問他們，說是下午4、5點出去幹活的時候，還能出來，晚上幹完活回來，就進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過保潔員的報道，知道他們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為他們有推車、掃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樓房，也沒法住。當年報社附近的黃雁村，就是保潔員們的一個聚集地。後來那裏整體拆遷，蓋起了樓，他們也就失去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我陪他們站在路邊，感受著他們的無奈。年齡大的一位很膽小，生怕說錯了甚麼。年輕的那位，卻始終笑著，對我不時點著頭。口罩後是黝黑的面龐，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溫暖。
一忽兒，隔離板介面的地方，人群一陣騷動，似乎開了一條縫。聽人們說，現在村裏的領導正開會，還在等說法。兩名保潔員也趕緊湊了過去，一會兒又失望地散開。看看手機，已將近晚上10點。人們聚在這裏，在寒風裏至少已等了兩個小時。
幾天後，看到網上說，住在城中村的一個年輕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飯，餓得大哭。我就想起這個封城夜。不知道這個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幾萬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臉茫然。
又去了幾個地方，然後回家，此時大街上已空蕩蕩。吉祥路上，俗豔的紅燈籠掛滿了路邊的梧桐樹。有人站在路邊，拎著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騎摩托的外賣小哥小吳正趕著送零點前最後的餐。他說，雖然封了城，人總要吃飯，商場裏的一些餐館應該會開門，會有單子跑。說話時他還笑嘻嘻的。
那時候，我們還沒想到，這場「封城」，會如此倉促不堪，朝著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這個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門口的人、超市裏搶購的人，孕婦、病人、考研學生、建築工人、城市流浪漢、路過西安的旅遊者……可能都低估了這場「封城」將為他們帶來的災難。
而那些為這座城市按下「暫停鍵」的人、那些手握權力的人，他們又可曾想到，他們將怎樣影響居住在這城市的1300萬人的命運？如果這不是比天還大的事情，那還有甚麼是呢？
2. 殘存的市場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還說得過去。很多社區門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還在經營。雖然人們的流動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應還在運轉，不過慢了許多。
我所在的小區，院子裏每兩天做一次核酸。大門雖不能自由進出，但物業開個「出門證」，也就是一張小紙條，就能出門。據說隔離政策是「每一戶兩天可以有一人出去買菜」。
我並不需要外出去買菜。一來還有儲備，二來小區旁的便利店還開著，勤快的老闆娘隔著柵欄記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麵油，還是生活用品，配好貨，再遞進來。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車停在了小區門外，菜很新鮮，還有鮮肉，鄰居們自覺地排隊去買。一位女士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訂的一大束鮮花。
沒有人能預料到，僅僅過了兩天，全西安人都開始在網上找菜，全民買菜難。在這樣一個物質過剩、人人都要減肥的年代，吃飯會突然成為一件難事。
12月26日，封城後第四天。在網上看到消息，說大家最近都在關注的湘西田田老師回家了。為田田老師高興的同時，我想起了一位年輕的律師朋友，他的妻子，此時也在網上呼喊，盼著丈夫能回家。但她的聲音實在是太微弱了。
心頭憋悶。我決定以買菜之名出去轉轉。
拿「路條」出了門，在積雪未融的街道上掃了輛共享單車，享受這難得的自由。大馬路上，巴士還在跑，但並沒有人坐。某個站台的躺椅上，躺著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時掠過外賣小哥、快遞員的身影。
路上警車不少。出來10分鐘，大約看到四五輛警車。
平日經常去買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擋板遮住了。板上貼了好幾張紙，歪歪扭扭寫著「調料」、「辣椒」、「榆林豆腐」、「土豬肉」字樣，都留了電話。有兩個男子，就隔著擋板，一手交貨，一手掃碼付帳。
這是一個龐大的城中村安置區，也是周遭一個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裏燈火通明，紅塵萬丈。好幾個快遞公司的服務站都設在這裏。和周邊社區相比，這裏衣食住行，自成一統。雖然封城，但村裏的好多小餐館還開著。此時，社區的圍牆外站著一溜兒外賣員。不一會兒，就有餐館的小老闆匆匆跑過來，隔著柵欄把待送的餐遞給他們。
一位外賣小哥正坐在電單車上玩手機。我和他聊了一會兒。
小哥姓劉，今年29歲。老家在寶雞。他說，22號那天聽到要封城，想趕緊回老家，結果一問，回老家就要集中隔離，隔離費還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貴了，他決定還是留下來。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沒辦法，他就住酒店，因為這樣可以自由進出，還能繼續跑單。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擔。這些天，開門的餐館少了，單子少了，但外賣員也少了，所以他每天還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過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幾天後，看到新聞，老家在咸陽淳化縣的一個男人，封城後，為了從西安回家，蹬了一輛共享單車，在零下6、7度的關中原野，從晚上8點騎到早上6點，將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時被防疫人員「抓住」了，罰款200元。還有一個年輕小夥，為了回家，從咸陽機場走到秦嶺，又在山裏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嶺附近的廣貨街，被人發現。
我又想起了小劉。不知道後來「管控升級」，他還能出來嗎？即使能出來，又有單可跑嗎？一天150元的住宿費，他又怎麼承受？後悔那天沒有留下他的電話。
3. 管控升級
12月27日，突然聽說全西安「管控升級」了。小區保安說，原本執行的「兩天出門買一次菜」，已經作廢。從今天開始，任何人都不能進出小區。
28日，全網都在呼籲「買菜難」。我所在小區門口，大門緊鎖，物業的人不再讓大家在門口停留，在柵欄內登記買東西。我掃碼加了門口便利店的群，這才發現，這可能是我接下來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補給渠道。
後來想想，道理其實很簡單，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門，那外面物資再豐富、宣傳再好，其實也和普通人沒了關係。
便利店的群裏一片混亂，已有四百多個人。人們都在找吃的、搶吃的。老闆娘規定，每天「接龍」只能限於早上一個小時，但每個剛進來的人，都要先搶接龍一番，自然被老闆娘一頓訓斥。
翻了翻群裏信息，看到小區裏有年輕人在求助：「誰能賣給我一副碗筷？到處都買不到。」我留了話，讓他10分鐘後在樓下取，然後給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著綠化帶，問了一下小夥子的情況。小夥說，家在附近，公司在這邊，封了後回不去，但辦公室從沒有開過火，所以啥都沒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個燉鍋，但又沒有餐具，也沒地方買……作為感謝，他帶給我一點零食，包括一袋雞肉腸、一小包士力架，還有一盒特侖蘇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裏有兩個年輕人說，已經吃了一周泡麵，嘴都爛了。一個說，她現在所有的庫存，只有兩包公仔麵。另一個說，自己已「彈盡糧絕」。
我留言給兩位年輕人，說第二天中午，我給他們送一頓盒飯。一位謝絕了，另一位答應了。臨睡前，我取出了雪櫃裏的一塊牛肉，想著第二天給這位姑娘做番茄燉牛腩。沒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說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給她做了。再三邀請，她還是說算了。猜測她是因為自尊，或者還有一絲戒備，就沒有再強求，只告訴她，有事可以和我聯繫。
我也開始數著自己的庫存過日子。看到鄰居說天天做油潑麵，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兩個番茄、一個西葫蘆。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買的啤酒，掛在她家門口。她挺開心，回贈我幾個甜脆的蘋果，我求之不得。
此時，看到網上說很多小區，鄰居之間開始「以物易物」，拿公仔麵換香煙、大蒜換馬鈴薯等，啞然失笑，但我相信，這當然是真的。
突然進入了物質匱乏的狀態，人也開始對食物計較。我老想去廚房看看，清點一下雪櫃裏的存貨。封城已近一周，提前採購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著再補給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裏，根本接不上龍，很多人說自己已在餓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點配貨。我決定不去湊熱鬧，另謀生路。
4. 人們的自救
從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這四天，關於怎麼買到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飯，大部份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問快遞能送到嗎。事實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遞已停，人們無法從外地網上購物。封城後，微信群裏流傳著一些網購平台，稱疫情期間可以送菜。但我下單才發現，只要住在西安，就無法配送。平時常用的「盒馬」，永遠是「快遞小哥已約滿」。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樂到家」，下單買了些菜，但付帳後兩天，還沒有動靜，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聞發布會的直播，評論區被「買菜難」攻陷，結果乾脆關閉了評論。
我和幾位朋友在一個志願群裏討論。他們都參與過各種救災，經驗豐富，都不約而同地說，這次在西安，要做點事，實在太難了。封城之初，他們就組織了線上線下幾千名志願者，但卻沒法發揮作用。政府「一刀切」關閉了所有小區，通行證又非常難辦，志願者根本沒法離開居住地到一線服務。這也是他們多年來都沒有遇到的情況。
其實很容易想到，我們這些小區居民還是幸運的，家裏一般都會有點餘糧，不至於馬上挨餓。最悲慘的是老舊小區、城中村、建築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帶的人。難以想像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輕人，封城後也成為吃飯最難的人群之一。他們平時不做飯，沒炊具，有的就住辦公室。此時外面餐館關門，外賣停止，連大門都出不去，公仔麵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氣溫零下。在一個小群裏，朋友留言，剛在街上給流浪者送完餐回來。這位朋友熱心慈善公益，與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堅持為西安街頭流浪的赤貧者提供食物。這幾天，他在南郊的工廠為流浪者準備食物，然後送去城裏，一晚上送了185份熱飯菜。他因有通行證，倒沒有甚麼阻礙。
封城前，我曾參加朋友的活動，給流浪者們送過一次棉衣。知道他們平時主要在市區的銀行、ATM機下等地方避寒過夜。如今封城，他們一方面被驅趕，另外，因為街道上沒人，不管乞討還是拾破爛，都沒了條件。對他們來說，這註定是一個極為艱難的冬天。
元旦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點空閑的張姐聊了會兒天。她做公益機構已十多年，原來為殘障者服務，近三四年投入社區工作。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區合作，超連結資源，參與了很多救助活動。
張姐告訴我，遇到封城這種極端情況，社區鄰里自救非常重要，類似獨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沒吃沒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鄰里互助完全可解決。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機發生的時候，社區內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況是，社區不做這些事，人和人相處如在孤島。在這塊兒，原本公益機構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區耕耘建設。但這一點，往往又被政府忌諱。
說到目前到處吃菜難的狀況，她比喻，類似於把大家全圈起來，再由政府工作人員去「投餵」，試想在上千萬的城市，怎麼可能實現？一個社區有兩萬人左右，基層工作人員一般不超過十個，光各種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嘆說，認識到的社區工作者，以年輕女性為多，很多也都是母親。這些天她們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負荷運轉，很多人就打地鋪睡在辦公室，讓她都覺得「心疼」。
「政府還是沒有認識到，行政力量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就像這次防疫，基層工作人員這樣沒日沒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們聊著，不知不覺過去了一個小時。
5. 我們的建議
12月31日上午，我終於買到了疫情以來的第一箱菜。說起來還是通過鄰里互助。我在小區微信群裏看到賣家的海報，發現價位比較合適，108元一箱，一箱20斤。趕緊下單，第二天就送到了，還挺新鮮。
此前，網上已曝出不少新聞，政府的免費菜發到了一些小區，但網友追查，一些自稱保障豐足的小區都和政府有關。與此同時，住在曲江的朋友開始收到「愛心菜」，不少人開始發「正能量」。但我的判斷，即使政府送溫暖，一時半會也到不了我們手裏。道理很簡單，市場停擺，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著，1300萬人的大城市，靠基層工作人員、志願者短期內送菜上門，可能嗎？
取到菜，問了老闆兩句。老闆說菜是從寧夏調來的，調了5000件。因為前些天辦不下通行證，沒法送。只要小區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們都願意配送。「市場永遠比政府聰明」，這是句老話了，此時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實已經很明顯，持續多天的「賣菜難」，本質還是人為災難。在西安，並不存在物資匱乏，只是物資難以送到最需要它們的人手裏。看到很多自媒體文章，有一篇，作者叫獸爺，一語中的：「我們有天貓、京東等那麼強大的物流系統，政府為甚麼不用？非要自認為聰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門？」
天天看著朋友圈、微信群，內心被各種信息轟炸。隨著管控升級，每天都有壞消息傳來：高危孕婦無法去醫院備產，腎移植後急需用藥的病人無處買藥，農民工在關門的建築工地上無法吃飯，考研學生滯留街頭挨餓……因防疫管控而引發的各種次生災害頻頻發生，再下去，並非沒有爆發人道主義災難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們聊，討論該怎麼辦，和隨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議。我決定，以市民個人的身份，先把這些建議發出去。這份「西安一位市民關於解決吃菜難問題的緊急建議」中提到：必須逐步恢復市場秩序。首先恢復末端物流系統，讓菜販、果蔬店、超市等能進入小區供應，包括讓各種救命藥品進入居民手中等。並且鼓勵社會力量進入救助系統，鼓勵民間自救等……
最後，還是決定不署名，為的是不被貼上「標籤」，只讓市民的心聲能表達出來。但天知道，我心裏是沒有恐懼嗎？朋友敏濤前兩天寫了幾篇日誌，就是呼籲解決「賣菜難」的，文章發出兩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開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負面」……
6. 「西安只能勝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來了，一大早，拉開窗簾，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機，本來是想寫一點新年的心情，隨手點開一個影片，卻看到在距離我不遠的南窯頭社區，一個外出買饅頭回來的小夥子，在社區門口被防疫人員圍著毆打。
畫面上，白花花的饅頭灑了一地，我彷彿聽到自己心碎的聲音。打人的人，面對自己的同類——這寒風裏買回一點食物的人，怎麼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權力，也會讓人變異嗎？是在有權者眼裏，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決方式嗎？我默默關掉了手機，此時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閉目塞聽，能平靜地度過這新年一天。
這城市表面的寂靜掩蓋不住它的兵荒馬亂。從個體角度來看，從12月27日以來，幾乎每一天，都有災難發生著。最初是各種吃不到飯，後來更多的是關於治病就醫的呼救。我過去待過的報社，成立了一個「記者幫」的欄目，希望「幫一個算一個」，記者去幫市民買藥送藥，解決一些實在過不了的關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條。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區內，家家戶戶門上都貼了封條。因為另外一棟樓上有兩例確診病例的人，聽說按照最新的社會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們小區的住戶，就要全體被拉走集中隔離。
在小區單元群裏，我簡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發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體拉走集中隔離的糜家橋小區，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門8英里小區被拉到灞橋公租房集中隔離的人，已在求助。我們至少還是在自己溫暖的家裏啊。此時，不再需要物業提醒，單元群裏，大家都在加油鼓勁：先停止一切購物、下樓，一定確保安全，否則，全小區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離啊。一位鄰居最擔心的是家裏養的五隻貓，其中三隻，都是一線防疫人員寄養的啊……有朋友提醒我，還是簡單準備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離。
1月3日，又一天過去了，群裏有人說：「終於又保住了一天」。我們就這樣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網上流傳著一個叫「太陽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親心臟病發作，費勁周折出了小區送到醫院，醫院因為她所在的小區是「中風險」，先是不接受，後來勉強留下，拖了幾小時，要做手術搶救，但終於沒有搶救過來……
我通過小紅書去找這個失去父親的女孩，我想知道，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甚麼。如果有機會，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訴她，我們遭遇的苦難，應該被記錄下來，也不應該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這個女孩能和我聯繫。但到傍晚時分，也沒有消息，卻發現她小紅書上第一頁關於父親去世的內容，已被刪除。好在我截了圖，那上面顯示，有很多人已關注她。評論中看到一條，大意是：在這荒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於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黃昏又降臨了。這是封城後的第十天。我沒有等來小紅書上女孩的消息，卻看到了一個曾經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話，大抵是為「社會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勝利，別無選擇，沒有退路。」
我很無語。默默地把那個女孩講述自己失去父親的遭遇截圖發給他。說真的，我不想和他產生任何的辯論。
但最後，我還是忍不住發去幾段話。
「『西安只能勝利』，這是正確的大話、套話，也是空話。與之類似的，還有『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這句話是不錯，但具體到每一個普通人，我們可能要想一想，在這裏，我們是『我們』，還是要必須被付出的『代價』？」
「事件過後，如果沒有反思，不吸取血淚教訓，忙著立功擺獎，歌功頌德，那人們的苦難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見到他。但我想告訴他，這個城市，不管最終如何從宏大敘事去講述這場苦難，在今晚，我只關心那個失去父親的女孩，關心那個流著淚去找一個陌生的防疫人員要衛生巾、一遍遍訴說的年輕母親，以及那些被羞辱、被傷害、被忽略的人們。他們原本不需要遭受這樣的痛苦。
我也想說：這世間，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每一個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沒有在這城市帶走生命，但別的，卻真有可能。
編者後記
江雪：甘肅天水人，1996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大學。從事新聞行業20餘年，長期做調查性報道。原《華商報》深度新聞部首席記者、《華商報》評論部主任。2009年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參加「國際訪問者計劃」。2015年，江雪脫離體制，成為獨立新聞人，多次因轉發信息，微信被封號。
2020年中共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江雪疑因其所撰寫的《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一度被遭西安警方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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