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電台節目說，曾接觸多名因反修例示威而被捕的青年，他們均感後悔，更引述一名在囚青年的話：「佢（母親）花大半日嚟探我，而且次次都好堅持嚟，想到呢度我心裏面好難受，𠵱家我先發現呢個世界，邊個係真正對我不離不棄嘅人，就只有我阿媽，而唔係啲咩手足。」
正如2019年林鄭月娥也聲稱跟「前線手足」對話，我自然不懷疑蕭處長與在囚青年有接觸。我看不透的是，處長引述該名青年的話，到底想向公眾發放甚麼訊息呢？想暗示「手足」無情無義，把在囚者拋諸腦後？
早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振振有詞，指監獄內外有人互相勾結，意圖利用朱古力、髮夾等收買人心，從而建立勢力，從而「危害國家安全」。蕭澤頤應該很清楚，如有「手足」對在囚青年不離不棄，就等於犯了官方定性的「在獄中建立勢力」、「煽惑抗爭」等「罪行」，保安局和懲教署會容許嗎？
牆外有熱心市民寫信「鼓勵」在囚者，就罵人要「建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到沒有信寄去了，就暗諷被「手足」離棄。我不禁想起某些古惑仔的行徑：你路過時望他一眼，他就指著你大罵：「睥咩呀睥，未死過呀？」你不望他，他又指著你怒吼：「做乜唔望我，想死呀？」
人在監獄內，即使是通信這樣平常的事，也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很多話都不能講，因為會被審查；有些信就算寄出，也不知甚麼時候才到達對方手裏。曾看過一本英文書，講述二戰期間戰俘被關押在香港和日本的日子，書名叫《長夜到白日之旅》（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作者為Charles G. Roland，有一章講寄信，我特別難忘。
當時香港淪陷，日軍關押一批英國、加拿大戰犯，他們最盼望的，就是跟家人儘早通信聯繫。但寄信卻有重重關卡，極不容易。由於每封信都要通過日本人審查，而營內翻譯人員又寥寥無幾，導致審查程序曠日費時，寄出遙遙無期。戰俘們有時經過日本人的辦公室，總看到牆角堆滿一袋袋從獄中寄出的信，月復月都是同一個袋，同一堆信。
為了節省翻譯員做審查的功夫，日本人於是預印了一疊卡片，上面寫著「I am well...working hard...in hospital」，囚犯不能自己寫字，只可刪除某些單詞寄出。有些囚徒為了讓家人安心，即使在醫院病得很重，也會刻意選取「I am well」此項。
除了寄信，比較令我意外的，是日本人還容許戰俘透過無線電廣播跟家人聯繫。1942年6月，10名關押在北角的加拿大戰俘，先乘巴士到碼頭，轉渡輪往九龍，然後搭巴士到達日本總部。日本人安排他們對著麥克風講幾句話，這些話錄音後就廣播開去，透過美、加的業餘無線電操作員，迂迴曲折地傳送到囚犯的家鄉。為了傳這個簡單的短訊，他們竟花了5小時來回，還錯過晚飯，折騰半日，其間只喝到日本人給他們的兩杯淡而無味的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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