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文媒體主編談馬克思主義如何毒害中國

在中共病毒（武漢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澳洲墨爾本的華文媒體《天安門時報》主編阮傑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致命戕害，希望讀者看到黑暗現實的同時也能看到希望，找到走向未來的出路。

現居墨爾本的阮傑也是「大中華民國光復會」副秘書長，是澳洲非常活躍的民運領袖之一。十幾年來，他通過辦報紙、建立民主學校等多種方式，建立平台發出反共聲音。他反對共產主義的初衷是為理念、為情懷、為自己，也是為了子孫後代。

圖為墨爾本《天安門時報》主編阮傑。（陳明／大紀元）

阮傑認為，哲學層面的影響對一個社會來說是非常深遠的，而像中共這種大政府，因為它對社會的控制和影響更強，所以它所奉行的理論對社會就有直接甚至決定性的作用。

而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和亂象，如果溯本求源的話，很多都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找到答案。

阮傑分別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幾個方面分析了這些理論是如何影響社會的，以及這些理論如何破壞了中國傳統、如何造成了現實的社會問題。

唯物主義與物慾橫流

阮傑認為，所有馬克思主義政權都舉著唯物主義這面旗子，但唯物主義在現實中也設定了社會道德的天花板。如果說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基因之一的話，那麼一旦這個理論成為一個政權的指導，這個基因就會開花結果。

現實中，我們能看到，奉行唯物主義的社會通常物質匱乏、經濟凋敝；而在經濟狀態不那麼貧乏的社會，便是道德淪喪、物慾橫流、拜金主義氾濫。

如果說唯物主義是一種哲學思想的話，它本可以在思想領域交流和探討，但一旦這個思想理論開始影響政治，甚至成為某個政權的指導理論的時候，它就會登堂入室，唯我獨尊。它的思想之惡便會導致惡果。

阮傑深刻地感受到，唯物主義的這種教育，是從娃娃抓起的。這種教育或者洗腦，對於天真無邪的孩童來說，無異於在乾淨的白紙上隨意塗抹。它一旦在沒有辨析的情況下被接納，將影響孩子們的未來甚至一生。這種破壞比現實中對傳統文物的打砸搶燒更具破壞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反之亦然，思想之毒會貽害幾代人。

對於唯物主義的惡果，阮傑的體會是，唯物主義物化了人、物化了社會、物化了思想、物化了精神。它直接割裂了中國傳統文化，斬斷了人向上追求的路徑。於是現實中的惡果就是，人變得非常現實、非常物質，所以金錢便成為社會的通行證，拜金主義大行其道。而唯物主義理論一旦被人接受、甚至信奉的時候，人也就被斬斷了和上天、神和正信的聯繫和紐帶，而這時的人往往變得偏執和短視，自大且沒有包容性，使社會充斥著浮躁。這才是我們民族未來危險和可悲之處。

在當今的中國，為政者幾乎無官不貪，為商者不和政府媾和就無法立足。昔日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被黨文化取代後，唯物主義邪說大行其道，中國便在這個世界上，從文化、文明層面上被世界所不容，中華民族未來堪憂。

達爾文主義與弱肉強食

達爾文主義也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的一部份。儘管馬克思本人把達爾文主義放在如何重要的程度還存有爭議，但阮傑認為，中共把達爾文主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從中國出來的人都知道，達爾文主義是中國教材的必選內容；而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無論在政府、教育界還是學術界，都處於不可撼動的至尊地位。而中國社會的亂象也與達爾文主義有著根本的聯繫。

阮傑表示，達爾文主義的有毒之處首先體現為這個理論模糊了人和動物生命的本質那條界限，淡化了人的生命的神聖性。

傳統文化對人生命的神聖性充滿了敬畏。傳統文化講「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神聖。而達爾文主義從理論上、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點，或者說人的生命不過是動物界生命的延續和升級而已。

因而，阮傑認為，目前大陸出現漠視人的生命，甚至出現活摘人體器官這樣的罪惡，就是達爾文主義氾濫的惡果之一。共產黨社會盛行為了給高官、富豪做移植手術而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這樣的罪惡，且被治癒的患者心安理得、泰然受之，沒有任何負罪感，公然漠視他人生命的神聖和尊嚴，這與共產黨信奉達爾文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因果關係。

阮傑還表示，達爾文主義被整個社會普遍接受，必然的結果之一就是每個人對於其他人生命的尊嚴和神聖都不會正視。所以動物界的野蠻規則在人類社會大行其道。而人類社會在達爾文主義的侵蝕下真的在變成一個動物的世界，而每一個人都在這種動物界的規則下失去了生命的基本尊嚴。

當一個動物界的規則在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民族文化中被奉為真理的時候，唯一的結果就是逆淘汰，人們在痛心、無力、一直到最後麻木下，把人的社會變成了一個動物的世界。凡是對社會的未來有期盼和責任感的人都不禁要問，我們中國社會的未來在哪裏？

《資本論》之惡與社會之亂象

《資本論》是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也是後來共產主義政權建立其經濟模式的理論基礎。很多人都知曉《資本論》中的那句影響深遠的話：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鮮血和骯髒的東西。阮傑認為，把自然的經濟現象以罪惡和仇恨的角度進行解釋，是深植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因。且不說資本的運作有其必然規律性，這很難用簡單的善惡來概括，即使是資本確有其惡，用仇視和對立的思想來解讀社會經濟現象，這固然能使下層民眾對富人的財富累積過程充滿了敵視，使流氓無產者的破壞行為充滿了「正義」的理論支持，而改變這種惡的方式其實更惡。那麼這種以惡制惡的模式又如何能結出善果呢？所以，共產主義理論下的經濟運作的種種社會亂象，都能追溯到《資本論》之惡這個根源。

阮傑認為，人性中有其惡的一面。無產階級用暴力的方式奪取政權和財富的過程可謂把這種人性之惡發揮到了極致。無產者在奪得財富後，便要求財富的分配者大公無私，這完全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先天硬傷和缺陷。馬克思在要求他的追隨者用魔鬼的一面佔有了社會財富，接下來便讓他的信徒成為聖潔的天使，完全清除了魔鬼之惡。阮傑認為，這完全忽略了人性中固有的複雜性，完全理想化了人性。這種理論只能是建立空中樓閣，而它一旦作為社會實踐的指導，必然會導致種種社會亂象和災難。

人性中有其為私為我的一面，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阮傑認為當馬克思要求財富的分配者必須大公無私的時候，接下來這個階層便會開始系統性地欺騙、偽裝，這就會成為一個必然的社會現實。所以目前中國社會的制度性腐敗、制度性謊言，便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之因結出的惡果，而執政者系統性的惡果也必然惡化社會的方方面面。

鄧小平的「務實」和「叼盤」

阮傑認為，馬克思的種種理論，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30年時間被徹底證明是失敗的，而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卻本可避免的代價。鄧小平後來的種種務實政策，其實是面對代價之後的反思和現實的歸正。包產到戶是正視人性中有為私為我一面這一基本事實。

人類幾千年來，人性並沒有變化。而馬克思無視人性中的現實存在的一面，讓整個民族去實踐一個荒誕的理論，造成巨大的浩劫，這是這個民族令人悲哀的一面。鄧小平的務實，是對現實的回歸，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在現實實踐失敗後的一種圓謊和叼盤。

而之後的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一直到習近平的「中國夢」，都是在現實下的一種圓謊。馬克思《資本論》中對資本家的敵視到江澤民時期「三個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從理論上說，中共的政策是對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離經叛道」。但這些本就互不相容的理論卻能裝到一個筐裏，把「三個代表」這種所謂的理論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這也說明，當前共產黨所認定的馬克思理論，根本沒有甚麼基本的原則，只是為了控制政權，為了自圓其說，可以把一些南轅北轍的東西放在一起。

如果說這些理論真的有甚麼共通的話，那就是新的部份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惡。無論現實怎樣證明這些所謂思想的錯誤，中共都會去曲解現實，極力去維護那些本該被糾正的理論。

共產政權的非法性和對正見的打壓

馬克思在《資本論》首版的二十多年前，就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為馬克思的追隨者奪取政權提供了理論指導，暴力是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最主要基因。與傳統的戰爭變更政權不同的是，馬克思的追隨者不但要奪取政權本身，還要堂而皇之地佔有、控制和支配社會財富。阮傑解讀了馬克思式的奪權方式，它的敵人不僅是前政權的當權者，還包括原來財富的所有者，所以他們的敵人不是一個集團，而是一個社會階層。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克思式奪權的暴力基因更甚。

雖然馬克思用理論把其奪取方式合理化，但這種邪惡的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對世間基本規則的破壞和顛覆，對基本人性的違背和挑戰。它與天、地、人都不能自然相處，必然使馬克思式政權帶有先天的戾氣和之後系統的暴力高壓。

阮傑認為，馬克思式政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政權的繼承。傳統的皇權社會通常是血緣傳承，主要形式是父辭子繼，這是一種符合人倫的形式，因此這種方式也容易被人認可和接受，而一旦形式確定後，政權的繼承就變得平穩和有序，即使有時在特殊情況存在爭執，涉入這種爭執的人也不多，使權力之爭限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

近代社會民主國家權力變更的方式是民主選舉，雖然這並非是完美的，如果不是在選舉中大範圍作弊，執政者通常沒有合法性的危機感，從而使執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施政方面。

以上的政權形式在通常情況下，政權本身的目標是追求善政，使社會和平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即使是軍政府，雖然主要通過武力震懾的方式維持政權，但一旦政權達到穩定這個目標，執政者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仁政，使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以及一定的言論自由。

阮傑認為，與上述幾種執政形式相比，馬克思式的政權是最卑劣的。除了政權來源的暴力基因問題之外，在執政時，共產政權時時存在這種危機感，正是因為這種先天的危機感，那麼高壓統治、打壓其他有影響力的精神領袖和有威望的社會人士就是共產政權的必然特徵。

在政權的繼承上，在理論上說，共產政權不能通過血緣關係繼承，阮傑認為，這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是社會的領導階層相違背，因為一旦一個家族統治了一個國家，從理論上說，這個家族就不再屬於無產階級這個隊列之內的，反而應該是無產階級要去鬥爭的對象。北韓政權的血緣繼承雖然幾十年來能夠維持基本穩定，但一方面它需要用高壓的方式維持，另一方面也是在傳承上向古代皇權的一種回歸，但這種傳承方式是不能被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認可的。而其它的非血緣繼承的馬列政權，在黨內都是派系林立，互不相容，而在權力繼承上更是在黨內鬥得你死我活，腥風血雨。而在權力更替之時，可能整個國家都會捲入這種黨內鬥爭的漩渦之中。

即使在沒有權力更迭的相對「穩定」時期，共產政權因為先天的暴力基因和其理論本身的荒謬，政權來源的非法性和執政的合法性一直是共產政權時時緊繃的一根神經。阮傑認為，基於這種危機感，共產政權便把自己比作真理的化身，而實際上它又不是，那麼它會把一切有影響力的人、一切有影響力的思想視為它的敵人。這幾乎是共產政權的標準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