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減」風暴冰凍了中國教育培訓業之後，數百萬中國家長和教培業者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學生以後還能不能再補課。記者通過深入調查和採訪教育界人士，為讀者呈現雙減背後隱藏的故事。
7月24日中共兩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工作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明令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並要求義務教育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牟利性。
一時間，好未來、高途、新東方等眾多上市教培機構市值腰斬；華爾街英語、巨人教育等機構瀕臨破產。更多的中小型教培機構在煎熬中等待前途難測的未來。據陸媒《證券日報》9月2日報道，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1日，教培企業註銷或吊銷的數量超16萬家，較2020年同期相比增漲近三成。
「雙減」之後 學生還能不能補課
對於無數中國家長而言，最想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以後孩子還能不能補課？
大陸某市教育局科長Richard Zhang認為，「可能很難，這次中央動真格了。」
Zhang科長表示，雙減政策其實並非網上傳言的「一刀切」，「因為它實際上並沒馬上叫停學科類培訓，它主要是切斷教培產業與資本的聯繫。而且雙減的絕大多數措施其實不是新政策，是幾年前教育部就出台過的規定。」
「從長遠上看，雙減政策應該是要壓縮，甚至窒息校外教育培訓的生存空間。」他補充說，「如果雙減政策真的被落實，僅僅是非牟利性的硬性規定，以及對補課時間和內容的嚴格限制，基本上就讓現在的培訓機構沒活路了。」
按照中共「雙減」文件和相關法規要求，所有學科類培訓機構必須登記為「非牟利性」；線下培訓時間只能在工作日正常下班後，不得晚於20:30，線上培訓結束時間不晚於21:00；而且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培訓內容也嚴禁「超綱教學」和「提前教學」。
至於目前網絡上熱議的雙減或迫使家長轉向家教、進而加重教育負擔的擔心，Zhang科長認為並不盡然。
「按照現在的架勢，以後孩子想要補課可能真的只能找家教。但那時候，家教可能變得只適合極少數人了。絕大多數家庭應該不會有這個負擔，因為根本就負擔不起。」
他解釋說，「現在家教市場中很大部份仍然是在職教師和培訓人員。有償補課是教育部以前就明文禁止的；現在有些地方已經處分，甚至開除了有償補課的教師。如果以後嚴格執行雙減政策，估計沒多少教師敢繼續搞家教。而培訓機構搞的一對一家教，受到的監管只會更嚴。這樣一來，做家教的老師人數銳減，補課時間也銳減，家教收費就可能上漲到普遍家庭無法承受的水準。」
據陸媒報道，8月18日知名家教機構華東師範大學家教中心宣布響應「雙減」政策號召，已經停止了家教相關業務。
不過，Zhang科長表示，很多教培機構和從業者可能心存僥倖，「這個可以想像得到，這麼多教育從業人員他們也要賺錢，要生活，所以會觀望。各地教育局不是要推甚麼白名單嗎，這可能也給了教培機構和部份家長一點希望。」
但他認為，「現在的白名單、各種規範管理等，可能都只是推進雙減的過渡性措施。畢竟牽涉那麼多企業和從業人員，所以只能逐步推進。」
「雙減」出台後，北京等地的部份教育局先後公示了教培機構白名單。大紀元記者查詢後確認，「白名單」並非中共新政，而是教育系統已嘗試數年的老套路。
2018年2月起，教育部對校外培訓展開專項治理，其中包括在各地推行校外培訓機構「黑白名單」政策；並於2018年11月正式推出了「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台」，試圖透過運作「黑白名單」來控制教培業，但並無成效。
黨媒《半月談》2019年5月在題為「教培機構整頓後的尷尬」的報道中稱，全國各地公示了校外培訓機構「白名單」後，白名單機構的收費出現了普漲。
「雙減或難消減需求，但很可能斷了補課服務供給」
Zhang科長認為，看起來這次中央是要把雙減進行到底。「雙減並非新政策，關鍵還得看能不能落實。而且主要還不是看教育局，是要看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態度。」
他說教育體制內可能也在觀望，「我們教育局最新出的秋季開學通知，也是把防疫、深化黨史學習和習思想進課堂等內容，放在更前列的位置，而且也沒多少動作，沒太多宣傳。」
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後者負責推動「雙減」工作落地見效。但Zhang懷疑這個監管司能否起到作用。
根據《中國教育學刊》去年9月文章《教育培訓機構的法律屬性與法律規制》的分析，教育行政部門雖然理論上擁有教育行政執法權，但並無實際執法能力；各地對教培機構的管治，實際依賴公安、工商、市場監管、衛生部門去執法。
Zhang解釋說，「教育局一方面是沒有人力去監管、去執行這些政策；更重要的是沒這個權力和底氣去執法。教育系統以前管不了校外培訓，管不住資本，就是因為那些資本和大機構多半有權力背景、有利益關係，所以教育局才管不了。如果中央真要下手，地方政府也嚴格執行，教育資本背後的權力關係多半是擋不住。」
「中國人都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實也沒錯。習近平這次看起來是想動真格，但具體做事還得看地方政府。」Zhang說關鍵是看各省市政府是否會落實。「這個可能大家還要觀察一陣子。但我感覺可能會落實，甚至加碼執行。」
據陸媒報道，湖北省「掃黃打黑辦」已加入校外培訓監管整治；廣東多地把查處校外培訓機構納入「掃黑除惡」考核內容。
在Zhang看來，「雙減」風暴更像是習近平偏愛的供給側改革。「中央搞頂層設計，不是喜歡講供給側改革嘛，雙減就是。雙減可能難以消滅補課的需求，但很可能滅補課服務的供給。這場風暴之後，大多數中國學生可能會無課可補。」
「雙減」暗藏高層內鬥
從對「雙減」相關政策和背景的調查來看，「雙減」不但不是中共的新政策，而且還是在翻舊帳。
根據中共發布的「雙減」意見，「雙減」政策包括8板塊合計30條指令；其中只有1條、即第13條「堅持從嚴審批機構」，是新出台的政策。
其它指令幾乎都是在重申教育部從2016年起就陸續發布過的各種政策和法令。另外，「雙減」第8板塊共4條指令（第27-30條），是專門要求加強黨的領導和督促各部門執行該政策的內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雙減」政策並非由中共教育系統發布，而是由習近平直接主導，並經中央兩辦發布。
5月2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19次會議時，審議通過了「雙減」政策。7月24日中央兩辦公開發布「雙減」意見。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會議肯定了習近平推動的「教育改革」。此舉被外界解讀為，中共最高層再度為「雙減」背書。
一個多月來，中共各級政府、黨媒和各路專家對「雙減」做了各種宣傳和解讀，但都未正面回應，為何習近平選擇此時發起這場運動。
似乎只有國務院主辦的中央直屬黨報《經濟日報》，在8月1日一篇題為「『雙減』釋放教育去產業化信號」的報道中透露了一絲端倪。
該文全篇內容與標題似乎毫無關聯，僅有一句話直接點題——「『雙減』政策正式落地」，「傳遞出此輪監管重點在於教育行業的『去產業化』」。
事實上，習近平在今年5月21日的中央深改委第19次會議上提到整肅校外培訓，稱「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產業」。習口中的「逐利的產業」，指的就是教育產業化。
所謂「教育產業化」源自於上世紀90年代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推行「貪腐治國」政策，是江最為人詬病的政治遺產之一。
江澤民親信陳至立上任教育部長後力推「教育產業化」，直接導致中國教育界亂象叢生，腐敗盛行。自那時起，教育變成壓在中國人頭頂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
「雙減，是習近平向教育產業化發起的攻堅戰」
江氏集團「教育產業化」的主要特徵就是營利性，拋棄了教育的公益性屬性，把教育當作生意來經營和賺錢。
陸媒第一財經7月25日曾發表題為「非牟利性是規範校外培訓的關鍵」的社論，道出了雙減政策的核心關鍵。
第一財經是中國大陸的知名財經媒體，隸屬於上海市黨媒上海文廣集團，2015年曾獲馬雲阿里巴巴12億元人民幣入股。
但在中國大陸的主旋律宣傳中，第一財經和《經濟日報》釋放出的訊號，似乎未激起任何漣漪。
新浪網等陸媒稱，在中國教育界眼中，在雙減之前，當局於2018年採取的系列行動，是國家「第一次向校外培訓宣戰」。
2018年2月26日，教育部聯合四部門開展了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
2018年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這是第一個國家層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系統性文件。各地教育局隨即展開整治校外培訓機構的行動，其中包括制定「黑白名單」。
2018年9月10日，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提到學生減負稱「教育最突出的問題是中小學生太苦太累」，習稱「對校外培訓機構要依法管起來」，「扭轉教育功利化傾向」。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聯合發改委、公安部等九部門印發了《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要求各地政府執行。該《減負措施》與「雙減」政策中的相關內容相似。
2019年-2020年，教育部、網信辦等多部門又陸續出台整治線上培訓等政策，各項措施同樣與「雙減」中的相關內容相近。
出乎外界意料的是，2018年教育部發起整肅教培業的行動僅在初期撼動了好未來、新東方等大型教培機構，隨後教培行業加速洗牌和市場圈地，教培業進入飛速壯大的「黃金年代」。例如好未來的股價從2018年10月暴跌到最低點後，開始一路爬升，2021年2月達到歷史最高位，16個月公司市值上漲近4倍，一度接近3500億美元。
陸媒稱，國家那幾年的減負努力未獲成功，才迫使中央今夏推出史上最嚴的雙減政策。
不過，評論員唐敖對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2018年整治校外培訓的行動，既不是習當局首次宣戰，要打擊的也不僅僅是校外培訓。」
他補充說，「第一財經和財經日報其實已經點出了習近平是在向江澤民的教育產業化開戰。而早在2016年習就發起了試探；出師不利後又於2018年提升了出手的級別和力度，第二次整治教育業。」「雙減其實是習當局第三次出手，是習近平向教育產業化發起的攻堅戰。」
事不過三？習當局三次圍剿教育產業化
2016年11月7日，習當局透過教育部修訂了《民辦教育促進法》（簡稱《民促法》），其中最大的改變之一是界定了民辦學校「非牟利性」的內涵。
新《民促法》第十九條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以及「非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
新《民促法》還刪除了舊法案中將民辦培訓機構與民辦學校區別對待的內容，實際上是將培訓機構也納入管轄範圍。
修訂前的《民促法》，是江澤民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通過的教育立法。該法未闡明教育機構與營利性之間的關係，被中國法學界視為給教育產業化、包括校外培訓提供了無法可依的灰色空間。
唐敖指出，教育產業化的關鍵就在於營利性，而「雙減」對教育產業的致命打擊正是非牟利性，「禁止教培機構上市等嚴監管措施的目的其實就一個——非牟利性。」
「習近平想要扭轉教育產業化的現狀，雙減就是習向江澤民教育惡政發動的攻堅戰。」
他解釋說，2016年的新《民促法》是習近平為否定教育產業化而發起的第一波試探性進攻，但在現實中該法淪為一紙空文。2018年教育部聯合其它部門出手整治校外培訓，最後也是無功而返，「這種結果將習近平逼到了牆角」。
「習當局推行雙減的根本目的，當然是想強化黨對中國人的思想控制，想加強對教育的控制。但習同時可能還想肅清江澤民的政治遺毒，否定江搞的教育產業化，所以習延續了2016年起就開始的動作。」
唐敖分析說，「習近平利用反腐成功集權，打到了江派等眾多對手，不但定於一尊，還將習思想寫入了憲法。唯獨在治理教育產業化這個弊端亂象上，多年來居然幾無進展。所以，雙減選擇在習近平理論上任期的最後階段，由最高層直接出手，很可能是習想對教育產業化發起一次攻堅戰，畢其功於一役。」
不過，他並不認為習當局能成功，「覆水難收，教育產業化毒害的又何止是一個教育業或一代人。習當局有可能打掉校外培訓，但不太可能扭轉教育產業化。因為中共從上到下都爛透了，指望一個腐敗透頂的政黨、能還給中國人民一個清白的教育業，那幾乎不可能。」
唐敖認為，如果雙減的最終目的是要否定教育產業化，那麼打擊的當然不會僅限於教育培訓產業。「雙減是習近平從頂層定下的基調，步驟上依然是要依賴地方政府逐步推進，從整肅校外培訓開始，未來可能逐漸擴展至家教，私立學校等各個教育領域。」
他相信，在當局用「雙減」推平K12（小學+初中+高中）後，私立學校可能就是下一個目標。
5月14日，中共國務院頒布《民促法實施條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目的是加強對民辦學校的監管和執法。黨媒稱，2020年，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8.67萬所，佔全國學校總數的比例超過了1/3，在校生佔比接近1/5。
「雙減」文件要求，學齡前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校外培訓，也要參照義務教育的規定執行。教育部已宣告，所有涉及義務教育的校外培訓均屬「雙減」管轄。
8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介紹說，即將出台的《家庭教育促進法》將禁止營利性家庭輔導，包括禁止家教機構提供學科教育。#
（為安全起見，文中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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