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曾擔任過中共第四任黨魁、時任中共駐重慶代表秦邦憲，中共駐重慶代表王若飛，原新四軍軍長葉挺，葉挺之妻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兒子葉阿九等，乘坐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返回延安，飛機因雲霧太濃而迷航，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撞山，起火爆炸，機上17人全部遇難，史稱「四八空難」。秦邦憲時年39歲。
最年輕的中共黨魁
秦邦憲，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過五卅運動。同年年底加入中共。
1926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取了個俄文名字，中文音譯為「博古諾夫」。此後，秦邦憲常使用「博古」作為化名，以至於今天，很多人只知道博古，而不知其本名了。
博古留學蘇聯三年半，正值蘇聯教條主義者德波林學派盛極一時。這個學派的特徵是：重理論，輕實踐，理論與實際脫節。
1928年底，博古作為中山大學的優秀畢業生，被派往紅色教授學院受訓時，很快就在理論學習中形成教條主義傾向。在蘇聯期間，博古當過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的俄語翻譯。
1930年5月，博古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在上海，博古當過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團中央宣傳部長、團中央書記。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抓捕。同年6月22日，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被抓捕。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非常危急。
1930年9月初，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王明來到博古的住所，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去江西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王明去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這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當年博古年僅24歲。
博古上任後，繼續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首要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鬥爭，配合紅軍行動；號召群眾武裝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
一生做的最大錯事
1932年12月，中共政治局常委盧福坦被抓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1933年1月，將中共中央從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中華民國政府調集約50萬兵力，對中共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起第五次圍剿。由何鍵、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合圍，逐步縮小包圍圈。
當時，博古認為，中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取得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完全信任，博古放手把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負責。
李德對中國的情況根本不了解，根據他過去在歐洲打仗的經驗，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紅軍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保守蘇區的每一寸土地。
但是，與國軍的鋼筋混凝土堡壘不同的是，紅軍的堡壘大多是由木頭和稀泥構築而成，既經不起炮火轟擊，也經不起風吹雨打，反而將紅軍拖入極為不利的境地。長期硬碰硬的消耗戰、拚命戰，使紅軍傷亡非常嚴重。
對於李德的軍事指揮，毛澤東後來總結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1934年4月，廣昌之戰，紅軍傷亡5,500多人，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失守。之後，中央蘇區面積急劇縮小，紅軍傷亡越來越大，逃兵越來越多，中共不得不決定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江西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多人，向湘西進發，意圖與紅二、紅六軍團匯合，卻在衝破第四道防線時，在湘江戰役中幾乎遭遇滅頂之災：
紅一軍團損失6,000多人；長征前統計共10,922人的紅八軍團，由於所剩無幾，被整建制撤銷；紅三軍團第六師第十八團和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全軍覆沒；其餘各部編制均不足半數。紅軍總人數從8.6萬多銳減至3萬多人。
戰役過後，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紅軍的屍體，以至於當地流傳一句話：「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魚。」
之後，紅軍被迫向西突圍，輾轉抵達貴州遵義。1935年1月，中共在遵義召開會議，對博古等人軍事指揮進行批評。
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毛澤東為協助者；增選毛澤東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從此，博古失去中共實際領導權。
1935年2月5日，紅軍進抵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在這裏，中共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延安整風被整得想死
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中共利用侵華日軍對延安網開一面、從不轟炸延安之機，開展了持續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博古作為中共黨內「教條主義」的代表，首當其衝，成為被批評的主要對象。
毛澤東認為，博古「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條錯誤路線」。
博古多次反覆作檢討，聲稱「我給黨造成了這麼大的損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承認1932年至1935年中共中央所犯錯誤，他是主要負責人；在教條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與中華民國政府）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
博古的兒子秦鐵回憶說：「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父親被整得非常厲害。父親認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我手裏還有一份父親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寫的檢討，裏面有諸如『罪孽深重』………之類的話，也可以感覺出他所遭受的壓力。」
1943年3月，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被選為中共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書記處成員。
1945年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在最後兩名，兩人都未能進入七大產生的中共政治局。七大後，博古兼任的理論性職位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
有人編造的離奇故事
博古去世57年後，關於他乘坐的飛機失事，又有新說法。大陸媒體《檔案時空》2003年第3期發表了《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秘》。
文章稱，時任中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杜吉堂，在臨終之前，講出了當年那架飛機撞山的原因。
杜吉堂說，他受軍統之命，組織、策劃了此次空難。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中共舉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面安排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
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的反面安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
此文一出，許多大陸媒體和網站紛紛轉載，流傳甚廣，葉挺之子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葉正大到北京治眼病時，特地把博古的兒子秦鐵、王若飛之子王興、鄧發之子鄧北生等，叫到他的住處，說：「事情過了這麼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
葉正大提議，由他們幾個人出面，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面前的雕像。
但是，他們幾個人商量後，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清楚一些為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消息，他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為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發了這條報道。
然後，他們幾個人分頭查找這篇報道最原始的出處。但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打聽杜吉堂的具體情況，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秦鐵認為，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雙方的行動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離開重慶時，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
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國民黨特務不會有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謀害。
秦鐵認為，「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結語：
上述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關於博古之死的離奇故事，如果不看秦鐵等人的刨根問底，僅僅看這篇文章，非常容易被誤導。這表明，還原歷史真相，探究歷史真相背後的原因，是多麼重要。
今年是中共建立100周年。中共正在大力宣揚中共百年歷史。其中，有多少《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秘》這樣的偽造的歷史，值得中國人民仔細辨識。否則，上當受騙而不知，確實是件非常可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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