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冬天，從廣州勞教隊回來兩年多的安徽蚌埠民運鬥士張林剛剛恢復身體，連續三個月，他沒日沒夜地坐在那台舊電腦前寫書。他左手抱著剛出生的小女兒安妮，用右手的食指來敲鍵盤。
是的，他只能用一根食指打字，也只有這根食指是可以控制的。其它的指頭由於長期的牢獄摧殘，已經都變得僵硬，不聽使喚了。
他本來可以休息一下的。2001年出獄後，他身心俱疲，記憶消退，神思恍惚，常常坐在電腦前發呆，腦子一片空白，幾小時也寫不出一篇令自己滿意的文章，他對自己不能寫作了的現狀感到恐懼。
可是共產黨不讓他休息。就在幾個月前，安妮快要出生的時候，計生辦的人像鬼魅一樣找上門，要罰他們一萬多塊錢，否則就逼妻子方草吃藥把肚子裏的孩子打掉。
張林又被激怒了，他在一個父親保護女兒的本能驅使下，再一次忍無可忍地發出怒吼，一口氣寫了一篇六千四百字的題目為「拯救生命」的文章。共產黨怕他再鬧事，就讓他生了女兒。可這件事讓張林驚喜地發現，憤怒使他出獄後混漿漿的腦子清醒了過來，他的文思又如岩漿一樣迸發，他又可以奮筆疾書了。
在撫養新生的小女兒的時候，張林體會到了「生兒育女帶給人類的歡樂和滿足」。他感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促的，無論苦難或歡樂都如過眼雲煙，而「唯有我們的的孩子，我們的後代，才會千年萬年地延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思想，我們每個人特殊的生命特徵，我們在茫茫宇宙中曾經存在過的肉體證明。」
看著懷中女兒的小手和她亮晶晶的眼睛，張林想到了那被中共殘忍的計劃生育政策絞成肉漿的千千萬萬個這樣美麗的小人兒。
張林說，他每次面對邪惡都會「情不自禁」地反抗，「沒有選擇」，中共的罪惡讓他「難以忍受，總要拍案而起」。既然他的「激越的靈魂依然生機勃勃」，張林決定寫書控訴這個邪惡的政權。他那時剛剛做滿8年監牢，遍體鱗傷。
張林當時不能想像，當他的書出版的時候自己將第四次走入中共的監獄，而且還有第五次；從那以後，他又將在共產黨的人間地獄中煎熬8年。
* 偷渡與越獄
張林給那些大多數被中共奴役思想，沒有獨立精神追求的像牲口一樣可憐可悲的中國人起個名字，叫作「牲人」。他本來也應該和這些中國人一樣，做一個擁有優厚物質生活的「牲人」的。
但是當他作為1979年安徽蚌埠高考狀元進入清華核物理專業學習的時候，他感覺在課堂上學的東西就是一個笑話。「中國人都餓得東倒西歪了，你造核武器有甚麼意義呢？」老師在課堂上告訴他們，中國的核技術很落後，落後到「瞄準紐約的話多半可能打到英國去」的地步，要他們「好好學習以改變中國技術落後的局面」，張林就在座椅上冷笑。
張林對「美國要用原子彈侵略中國」的鬼話一點也不相信，因為他的外婆和外曾祖母原來都在安徽懷遠的美國教堂中做事，給他講過共產黨怎麼壞，美國人怎麼幫助中國人的。
張林上大學的時候，正趕上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後期，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民主牆、校園選舉、成立社團與圖書館上了。他閱讀能找到的一切外國的有關軍事、歷史和哲學著作。雖然他最後因「不務正業」沒獲得本科文憑，卻一點也不後悔。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同學90%都轉行了，當年中共花上千萬甚至上億資金做的那些個實驗，「在美國花幾十美元就可以從大學裏面複印出來」。
畢業後，在見識了中共國營工廠裏的腐敗與人浮於事之後，張林憤然從工廠辭職，他發誓正式與共產黨決裂，不再去做甚麼「共產主義的螺絲釘」了。
「離開工廠以後，我就開始決意投身於民主運動，那時的理想就是從事專業的民主運動。不管生活多麼苦難，只要能夠活下去。我就想幹這個民主運動。」張林說，他要試圖走一種「民間的民主道路」。
他四處活動，把一群年輕人召集在一起，在各地成立沙龍、青年會、同鄉會等組織。「我從那時候就開始慢慢地變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了，主要精力，也是唯一的興趣就是推動中國民間的社團建設，所以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86年夏天的時候他在廣州流浪，一直找不到工作。一天他坐在深圳蛇口的海灘，望著對面的香港浮想聯翩。彼時，羅大佑的那首著名的《東方之珠》還沒有在大陸唱響，24歲的張林的心卻已經變成了眼前的這條小河，嚮往著南方，也想「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他渴望有一份自由的職業，自由的生活，自由地探索真理，他渴望去實現人生的理想。張林那天做了一個決定——偷渡，游到香港去。
張林用一堆膠樽、一把橡皮筋和兩雙鞋帶自製了一套救生裝置，在一天晚上真的就下水了，他和那些在過去幾十年來無數從這條河上逃離中共、逃到香港的大陸人一樣，拚死也要奔向自由。他在深圳河裏整整游了一夜，有一陣因為太睏就浮在水上睡著了，卻被一口水嗆醒，差點淹死。順利抵達香港後，碰到的人都勸他回去，他走投無路又被人送了回來，為此他在廣州大尖山茶廠被勞教三月。在那裏被棍棒和鞭子不斷抽打著採茶的經歷讓張林從此以後一輩子不喝茶。
在廣東勞教的三個月也是張林第一次真切地看到共產主義是怎麼樣奴役人的。他說，可能因為看的書太多了，他知道古人以及西方人是怎麼生活的，他知道人生而自由，有自由遷徙的權利。而共產黨的戶籍制度卻把那些只是去香港為自己或者老婆孩子謀生的人說成是「氓流」，抓起來當作奴隸勞動。
「所以在中國你看不到所謂的流浪者，也看不到乞丐，因為全部都被抓起來了，有多少就抓多少。」張林說。「它覺得你有勞動能力，就給你送到勞教隊了；另外一些人呢，覺得沒甚麼問題就給你送到民政局收容遣送站，各地都有勞動農場啊，逼你幹幾個月活，說是給你自己掙路費然後他再給你遣送回來。」
在被關押期間張林還組織一些人越獄，失敗後被關禁閉室，又戴上手銬拖去參加反逃跑批鬥大會；他在被轉押安徽省青安收容站時，再一次越獄成功。1987年，張林想從廈門偷渡到台灣，吸取上次差點被淹死的教訓，他準備了通氣管和救生圈。但是當地的村民聯防隊抓住了背著全套設備正在偵查地形的張林，把他關進廈門公安收容站。在那裏，張林絕食絕水5天後，再一次逃跑了。
在八九六四學潮之前，張林滿世界各地到處串聯、旅遊。他去過香港，看見過被中共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繁華；也去過西藏，感受過受中共迫害的高原藏人的淳樸善良；他還去海南和雲南搞過地下民主運動。
1989年春天，他已經回到了北京，住在清華校園內。四月的一天，他正在和一個同學下圍棋，只見一名老師拿著紙條找到他的同學，問：「你看見張林了嗎？」同學愣了一下說：「這不就是張林嗎？」張林應聲回頭一看，那個女老師竟然嚇得哆哆嗦嗦地退到門口，轉身就跑。
張林心想不好，趕緊回去拿行李逃跑。在黑暗的過道中被一同學攔住了，說「張林，壞了！你不能回去了，那個走廊裏有幾個人在那等著你呢……我已經在這裏躲了一個多小時了，你趕緊跑吧！」
接過同學給了他二十塊錢和朋友送過來的一包衣服，張林翻過一道牆，又穿過一個燈火通明的發電廠，逃進了圓明園，最後跑到火車站，登上了回安徽的列車。
又過了幾天胡耀邦去世了。張林在安徽組織人寫大字報，在幾千人的集會上演講。那段時間他完全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中，一天到晚不睡覺也不吃飯，每天就喝十幾瓶五毛錢的汽水。
日後有一天在中共的法庭上，張林聽到一段作為他的罪證的演講錄音，他聽到自己對安徽人民吶喊著：「現在到了我們拔劍而起，挺身捍衛正義的時候了！再不能猶猶豫豫、坐以待斃，我們已經被壓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國人民都要積極行動起來、向中共討還公道！」
聽到自己當年那有如滔滔江水一瀉千里般的演講，坐在法庭上的張林不禁淚流滿面，渾身顫抖。後來當他費力地敲著鍵盤寫到這裏的時候，他仰天痛哭，妻子方草也陪著他哭，為他曾經的豪情壯志，為他悲慘可憐的中國同胞，為自己的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命運，也為他為了理想而遭受的巨大苦難。
張林寫道，已經一無所有的他，身上只剩下一樣東西。「那就是我的靈魂，我激越的靈魂、我不屈不撓的靈魂，我驕傲自信的靈魂。苦難、囚禁沒有摧毀她，病痛、流言惡語也沒有摧殘她。元氣仍在，毫髮無損、依然生氣勃勃，和我十六歲的時候一樣。」
* 恐怖的共產主義列車
張林是六四後第一批被捕的人。6月8日，在他被捕的當天，他正在起草一篇討伐中共的檄文。當時，他身上只剩下兩元錢，桌上放著還沒來得及吃的一個饅頭、一根黃瓜，這是他的午餐。
他的雙手被手銬銬在背後送進了看守所。他感到前途凶險，生死莫測，就把當時閃現在腦海中的一首前人的詩寫到牢房的牆上：「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共產黨給了張林五個罪名，致使他以為自己可能要被槍斃的。所以當有一天幾個武警進來抓住他，把他五花大綁帶走的時候，他以為最後的時刻到了。牢中的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他，因為按照獄中的慣例，武警進來抓人，就是拉人去槍斃的。
張林昂起頭，任幾個武警怎麼壓都壓不下。他被押到一個訓練場地。張林以前就知道共產黨槍斃人都在甚麼操場上或者人煙稀少的地方。於是，他就更加不彎腰不低頭，要留下一個「美好的英雄形象」，「讓後人紀念」。不過，武警怎麼光是在操場轉圈走呢？等走到第三圈時，張林就知道這回不是槍斃他，而是在拍甚麼節目。果然他後來出獄後聽朋友說，人們在中央電視台電看到一條新聞「安徽抓到一個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張林」，在裏面看到他彷彿要「慷慨就義」的鏡頭。
沒想到的是，讓張林以及家人都以為嚴重到要死的這第一次坐牢，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病，而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僥倖結束了。張林得了一種末梢神經炎，每天都疼六個小時左右。到1991年法院判他的時候，他已經病得很嚴重了，共產黨怕他死在裏面，就把他放了。3月2日，張林搖搖晃晃地走出監獄，被母親和妹妹扶著回到了家。
出獄不久，張林寫了一首詩：「茫茫征途上佈滿荊棘，我的雙腳鮮血淋漓。喧囂的歌聲早已沉寂，我還在流著眼淚，吹著那支柳笛。」
因為張林反共的初心不改，出獄後他又開始從事民運活動，參與籌辦「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1994年5月26日，美國總統克林頓上午剛宣佈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下午中共就把張林抓了起來，這次是判三年勞教，期間他又幾次絕食抗爭，最長的一次長達兩個月。刑滿獲釋後，張林於1997年來過美國一次，但他又在第二年闖關回國為民眾維權，回國的第二天就被中共抓捕，第三次地被勞教三年。
張林把共產黨的勞教隊比喻成一列共產主義列車。他有過一次差點在「列車」上被憋死的經歷。有一次，他從安徽到北京的旅程上，因為車上人太多，他就鑽到車座下面了。
「中國春運時的火車，你前後左右都是人，廁所裏面也是人，座位地下都是人，我都要憋死了，我們在徐州車站就撥拉出一條路，鑽出來下車了。而共產黨的勞教隊就是這樣的一列共產主義列車，而且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是一次就是三年，……一年365天都在這個擁擠的、恐怖的、邪惡的共產主義列車中，那裏就是豺狼和牛馬的世界。『何時才能走下來？』，這個念頭每天都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在勞教隊中，人一進去就要蹲著，像一群癩蛤蟆一樣蹲著報數、蹲著吃飯。
「它就想矮化你，把你當成一個動物來對待，通過這種姿態讓你意識到你是一頭牲口，而且是會蹲的牲口，一般的牲口還不會蹲，只有中國人會蹲……甚至蹲著還不行，得趴在地上。共產黨的目的是打掉你做人的尊嚴，它從來沒有把中國人當作人。」
張林永遠也忘不了那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工廠，他們在那裏做葬禮上燒掉的陪葬死人的葬花，那個像野獸一樣兇惡的「麻螻」的隊長，以及那幾百個戰戰兢兢的勞教人員。張林的青春和生命也在那裏陪葬了。
每天早晨，張林他們三百多個人先蹲在籃球場上，聽到自己的名字就喊一聲「到」，聲音必須洪亮，否則要被打一頓。疊被子，翻來覆去地疊，疊得不像豆腐塊也要挨打。早飯，半碗餿米粥，幾根發臭的鹹菜絲。然後就到那間地下室幹活，那種有毒的令人噁心的廉價的膠水，人們用它把塑膠泡沫片黏起來，做成葬花。
所有犯人都受到隊長的奴役。每個犯人都拚命地工作，有時候趕活兒都不能睡覺，半夜你的眼皮一合上就要挨打。上廁所、喝水都要請假或者用錢買「許可」。
「麻螻」隊長來了，就開始了每天最恐怖的一幕。一長串人又像蛤蟆一樣蹲在那裏，等待「麻螻」隊長毆打。只聽得噗噗的響聲，棍棍入肉。這令人恐怖的聲音還伴隨著人們的悲咽求饒：「求求您隊長，求求您隊長，我不敢慢了，我不敢再做次品了，我明天一定完成任務，饒了我吧，饒了我吧。」那聲音聽上去就像從地獄深處發出來的哀嚎。
張林說，勞教隊的隊長就像皇帝一樣，把勞教隊當作自己的王國。
「我說中國有5,000萬這樣的兒皇帝，他們自我感覺就是皇帝，勞教隊隊長、派出所所長、車間主任、村長……都是兒皇帝。」張林說。「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就是要給你特權，把人性中的邪惡放大到無限。」
張林在這個勞教隊每天都看到打人，它們選擇一些弱者來打，打一些不幹活的或者不能幹活的人。「目的就是使其他人喪失反抗意志，喪失思考的能力，人在看著別人被打的時候就會忘掉自己的疲勞，他就會膽戰心驚，就會想著怎麼樣避免挨打，這是人的本性，就是所謂殺雞儆猴。」
共產黨是個「野獸集團」
張林說，共產黨它本身是一個「動物集團」，一個「野獸集團」，所以它們精通此道。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人是不會明白為甚麼共產黨要平白無故地打人的，張林也不明白，後來他看出了門道。
他說，其實共產黨一點管理都不懂，從中南海一直到軍營、到最低層的勞教所，勞改隊，管理方式一模一樣，靠的就是「恐懼」，讓人恐懼就是共產黨的管理與治國之道。張林後來把這個恐怖奴役體制叫做「陀螺原理」。
「我在監獄裏生活了16年，監獄裏面每年要搞四個運動，每個運動三個月，這個運動的節奏規模，整個管理方式跟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樣。所以我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停止過。」他說。
「我小時候玩過那個陀螺，陀螺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個點在地上轉，然後上面大底下小，那個陀螺轉動因為它就是一個支點，你必須要經常的抽打它，否則的話它就會歪倒。事實上中共的專制制度我就把它稱為陀螺原理，它就是靠不停地抽打才能夠生存，這個抽打實際上就是運動。」
張林還在南湖勞教所中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有一部份人的一隻耳朵都比另一隻要小，他剛開始以為是甚麼病或者是少數民族。後來和周圍人熟悉了之後一問才知道，那個耳朵都是用鋪板打的。
中國的勞教隊最早都是解放軍建立的，管理方式也像軍隊一樣要求把被子疊成豆腐塊一般。張林認為這看起來荒謬的事情實際上就是中共統治人、奴役人的一種方式。70%的人疊不好被子就要被打，你要給它們送禮，如果不送禮，它們就往你要害部位上打。
他聽那些犯人說，人的腦門正面很結實，打得邦邦響也不會造成多大的傷害，而後腦杓或者耳朵就很脆弱，能打得你昏昏沉沉的，打成腦水腫；有的人都能嚴重受傷，最後成疾、變成弱智。因為耳朵部位的血管很豐富、很敏感，打腫了以後會變大，實際就是血管破裂了，而消腫以後就萎縮，越來越小，因為供血不足。這就是為甚麼勞教隊出現那麼多「小耳朵」人的真實原因。
張林在安徽南湖勞教所親眼見到一個被打死的人。那是一個叫李貴福的年輕人，是阜陽人，他天天被打。後來真的被打死了，勞教隊裝模作樣地把已經涼透了的屍首抬到醫院，說是「心肌梗塞」，最後像狗一樣地被燒掉了。
在廣東的勞教所裏，有一次張林沒有聽到開工的口號，被幾個人抓過來毒打，幾乎被打死。四個人把他從樓梯上踢下去，然後就是對他拳打腳踢，後來又把他拉到廁所裏，把他的頭按到水裏讓他窒息。張林被打得後背的一塊肌肉斷裂，連續幾個月腰疼不斷，每月都要打十幾針的止痛針，導致他後來後背無力，患上了頸椎病。
「他們想以毒打讓我屈服，讓我像牲口一樣給他們幹活。但是我的原則是：我是政治犯，我絕不屈服於共產黨監獄的要求，為它們去創造財富，讓它們有力量欺壓別人。我從89年坐監獄就一直如此。」
後來監獄領導怕張林出獄後再回美國，就告訴手下不能把他打死打殘。「如果我不是政治犯，不是良心犯，在那個勞教隊要是不幹活的話，我可以肯定會被他們活活打死，這種殘酷是不可思議的。」
共產黨告訴中國人「勞動可以改造人」，張林嗤之以鼻：「勞動怎麼能改造人？這是赤裸裸的奴役口號！」他說，共產黨的勞教、勞改制度只能把人變得更邪惡，更殘忍。
「中國的罪犯首先是從6,000所中共中央的黨校培養出來的人，然後是解放軍大學校培養出來的軍人，然後就是勞改隊、勞教隊培養出來的窮兇極惡的罪犯。這三類罪犯都是中共所謂『勞動教育』的結果。」
2005年，在六四時拒絕屠殺學生的前國家總理趙紫陽去世的時候，張林想去參加追悼會，遭中共當局拒絕，當他返回蚌埠後，立即被警方帶走。共產黨這次用了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又把他塞入大牢，在安徽省銅陵監獄一蹲五年。
2013年7月，張林坐完第四監獄之後，當年懷抱的小女兒安妮已經10歲了。張林想給她轉學到合肥，和她的姐姐在一起，沒成想又動了中共的邪惡神經。他們抓到正在給女兒維權的張林，給他扣上一個「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罪名，判刑三年半，仍然是銅陵監獄。
在張林最後一次走入監獄的時候，安妮已經逃到了美國。她繼承了爸爸的聰明頭腦，還彈得一手好鋼琴。2016年12月的一個夜晚，13歲的中國少女張安妮身穿一襲紫色禮服，登上紐約卡耐基的Weill演奏大廳，參加了「全美天才兒童國際鋼琴與提琴比賽」獲勝者的音樂會。
賽前她對媒體說，她的理想是上普林斯頓大學，和爸爸一樣讀理工科。已經幾年沒有見過爸爸的安妮說，她最懷念兒時偎依在父母懷裏的時候。演奏前，安妮靜靜地等了幾秒鐘，眼睛望著遠方，在心裏說：「爸爸，這只曲子是為您演奏的。」
當年父親抱著她寫出的那本書叫做《悲愴的靈魂》，2005年由博大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第一節中寫著這樣一首詩：「我是被扼著喉嚨的歌手，我是被踩著腦袋的哲人」。
有讀者說，「即使張林以前沒有寫過一個字，僅憑此書便足以使他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學的最高殿堂」。2009年，在張林第四次蹲監獄的時候，他因為這本書獲得了澳洲自由聖火網站的年度「自由文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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